中国话剧从诞生之日起，便与时代变革同频共振，与社会生活相伴相随。回顾中国话剧发展的110年历史，我们同时感受着这一艺术形式的沧桑巨变和青春活力。
中国话剧的诞生
“五四”新剧的成就中国话剧走向成熟诗化现实主义的高峰新中国话剧的春天转型中的新时期戏剧
谈起中国话剧的起源，人们常说它是一种“舶来品”。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人被动地接受了西方戏剧，在自足的文化形态中，硬性地植入了一种异质文化因素呢？其实不然。
最早接触西方话剧的中国人是谁？在中国内地最早接触西方戏剧的，是一些出使西洋的外交官。他们津津乐道西洋剧院建筑之华美，惊异西方艺人地位之高贵，慨叹西方戏剧布景之逼真。他们将西方戏剧的特点概括为“白而不唱”，格外看重西方戏剧的社会功能。他们以法国为例——法德战争后，法败，遂集巨款建戏馆，“盖以鼓励国人奋勇报仇之志也”。
早在1596—1604年间，《澳门圣保禄学院年报》就记载了中国学生演出西方的戏剧。在内地最早则是上海的教会学校的学生演剧。1899年，上海圣约翰书院的中国学生，编演了一出名为《官场丑史》的新戏，继之又有《六君子》《张汶祥刺马》等。
中国话剧主要是通过日本这个桥梁而引进的。在其创始期，呈现出错综复杂、多元发展的状态。主要的社团，无论在演出宗旨、艺术追求，还是演出形态上都是不同的。
偏重西方戏剧原态演出的，是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团体春柳社。创始人李叔同等人主要受到日本新剧（西方戏剧演剧形态）影响，于1907年春在东京演出了法国小仲马的名剧《茶花女》第三幕，获得中外人士称赞；不久，又演出了根据美国作家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话剧《黑奴吁天录》。
任天知和他领导的进化团主要受日本新派剧（结合日本歌舞伎等形式的一种演出形态）的影响，时值辛亥革命前夜，演出了《血蓑衣》《安重根刺伊藤》等剧，轰动长江两岸，使文明戏乘势而起。孙中山曾对进化团给予赞扬，为其写下“是亦学校也”的题词。
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为革命所鼓舞的从事新剧的人士，面对残酷的现实，有的从狂热走向消沉，有的则把戏剧作为生存手段，迎合小市民的庸俗趣味。
1913年秋，郑正秋组织的新民社，在上海推出十本连台戏《恶家庭》，演出轰动一时，引起新剧界的震动。该剧是一部表现世俗趣味和因果报应的家庭剧。一些商人见演文明戏有利可图，于是，便一拥而上，一时间新剧团林立而起，所谓新剧目纷纷出台。
在这种虚假繁荣的背后，隐藏着深重的危机。看起来新剧从业人员增多，实际上鱼龙混杂，降低了素质。只顾赚钱，执意媚俗，使本来没有站稳脚跟的文明戏反倒失去了观众而衰落。但是，文明戏的成就也是不容否定的，它为后来的话剧扎根中国创造了条件。
“五四”新剧的成就
1919年，“五四”运动后，新文学兴起；而新剧，即话剧，也在这伟大的文化运动中再度获得新生。
“五四”新剧倡导者的目标，是以西方戏剧为榜样，创建新剧。“五四”新剧成就之一，在于按照西方戏剧的样式，创建了戏剧文学。
在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的影响下，胡适首先创作了《终身大事》，于是有了社会问题剧的兴起，但是多数剧本，只见问题，不见戏剧。欧阳予倩的《泼妇》、熊佛西的《新人的生活》、白薇的《打出幽灵塔》等剧，塑造了一批出走者形象，被称为“娜拉剧”（娜拉系《玩偶之家》中出走的女性形象）。这批剧目，追求人格独立和个性解放，呈现出“五四”新剧最初的现实主义特色。
“五四”时期是一个“吸纳新潮，脱离陈套”的时代。西方“新浪漫主义”戏剧思潮也被介绍进来，成为中国剧作家乐得吸吮的“世纪末的果汁”。刚刚觉醒的中国青年，以前所未有的大胆和勇气，表达心灵的苦闷和向往。如陶晶孙的《黑衣人》《尼庵》、向培良的《暗嫩》《生之留恋和死之诱惑》、陈楚淮的《骷髅的迷恋者》等，形成一个现代派戏剧的潮流。
在戏剧文学创作上，田汉是一个杰出代表。他进行了多样的艺术探索，成为中国话剧诗化现实主义的开拓者。而由他领导的南国社，则是在中国南方推动演剧的先锋。田汉不但创作了《南归》《古潭的声音》《颤栗》等抒情悲剧，更创作了名享一时的《获虎之夜》《名优之死》。
历史剧创作也蔚然成风，如郭沫若的浪漫史剧《王昭君》《卓文君》《聂嫈》和顾一樵的英雄史剧《荆轲》《项羽》《苏武》《岳飞》等。
新的喜剧也涌现出来。丁西林的创作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喜剧模式，具有英国式的基于语言技巧和行为矛盾的幽默喜剧风格，如《一只马蜂》《压迫》等。熊佛西的趣味喜剧和宋春舫、王文显的幽默喜剧也各具特色。
“五四”新剧的成就之二是现代导演制度的建立。
洪深在美国哈佛大学专攻戏剧，师从贝克。回国后，于1923年加入戏剧协社，任演出部主任。他的第一个不同凡响的举动，就是推出排演制度，规范演员表演。第二个不同凡响的举动，是巧废“男扮女角”的旧习。1924年，《少奶奶的扇子》演出成功，标志着现代导演制度的胜利。
张彭春对中国话剧导演制的建立也作出过贡献。1916年，他从美国回来，任南开新剧团的副团长。在排戏中，即推行导演制度，有计划地把欧美名剧推上舞台，如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国民公敌》等，在当时的戏剧界名噪一时。张彭春作为一个导演，其更重要的贡献是培养出了曹禺、张平群、金焰等戏剧家。
中国话剧走向成熟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饱经忧患的年代。一方面是民族矛盾的激化，1931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另一方面是阶级矛盾的深化，工农群众反抗资本家与地主的斗争风起云涌。
在世界左翼戏剧思潮的影响下，左翼戏剧运动兴起。先是上海艺术剧社于1930年提出“普罗列塔利亚戏剧”（即无产阶级戏剧）的口号，并在沪首次公演了《爱与死的角逐》等剧。1930年底，中国左翼剧作家联盟（简称剧联）在上海成立，它联合主要的戏剧组织和进步的戏剧界人士，开展声势浩大的左翼戏剧运动，在汇集起各地的戏剧人才、创作反映现实生活的戏剧、宣传抗日救亡以及将话剧引向大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果说，在30年代中国话剧已经走向成熟，那么成熟的标志之一，是曹禺的三部经典：《雷雨》《日出》和《原野》。这些剧作以深邃的人文主义内涵、原创性的艺术，塑造了一系列典型形象，如蘩漪、陈白露、愫方、仇虎、金子，这些剧作成为中国话剧诗化的典范。
继之，夏衍一改概念化的创作模式，在曹禺剧作的影响下创作了《上海屋檐下》，于现实化的戏剧场面中，体现了深沉凝重、淡远隽永的诗意风格。
其他如田汉的《回春之曲》、洪深的农村三部曲《五奎桥》《香稻米》《青龙潭》，李健吾的《这不过是春天》《以身作则》等，这一批戏剧杰作标志着中国的话剧文学已经步入成熟的阶段。
30年代出现了话剧演剧的职业团体，凭着演出大戏、名剧，也靠着高超的演技来赢得观众，并以演剧的收入维持剧团的生存。其中，以中国旅行剧团最为著名。唐槐秋带领剧团辗转于上海、南京、北平、天津、香港等地，既演出根据外国名著改编的话剧，如《梅萝香》《茶花女》《少奶奶的扇子》等，也演出中国剧作家的名剧，如《雷雨》《日出》《文天祥》等。在长达十几年的演出活动中，它既扩大了话剧在全国的影响，也提高了表演的艺术水平，造就了话剧表演人才和一代话剧观众，为中国的话剧事业作出了贡献。
此外，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上海业余实验剧团等也是这一时期的职业化的大型剧团，它们演出的话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大雷雨》《原野》《钦差大臣》等，饮誉上海。
这一时期，中国有了自己的优秀导演，如洪深、张彭春、应云卫、唐槐秋、章泯，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演员，如袁牧之、石挥、金山、赵丹、唐若青，舞台艺术的总体水准令人刮目相看。1937年，上海五大剧团联合公演，一位名叫亚历山大·迪安的美国戏剧家，在上海观看了演出后，对中国舞台艺术非常惊讶，他说：“表演艺术的高超与导演的优良，实予我一个深刻的印象。我曾在世界各国看过不少戏剧，但我可以老实说，我在上海所见的话剧，可以列入我看过的最好的戏剧中。”
诗化现实主义的高峰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在战火中，中国话剧界人士同仇敌忾，以戏剧为武器，投入了全民抗敌的历史洪流。上海沦陷后，话剧界迅速组成了13个抗日救亡演剧队，奔赴祖国各地，宣传抗日。
1937年12月31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在周恩来领导下，由郭沫若主持的政治部第三厅大力推动戏剧运动，以上海救亡演剧队为基础，组成十个演剧队、四个宣传队和一个孩子剧团。其成员不但成为抗战戏剧的骨干，后来也成为新中国话剧的支柱。
全面抗战伊始，中国人创造了许多短小而通俗的演剧形式，如街头剧、茶馆剧、游行剧、活报剧、灯剧和傀儡剧等，使得戏剧同广大民众结合在一起，如著名的《好一计鞭子》（又名《三江好》《最后一计》《放下你的鞭子》）。剧作家们的创作热情高涨，创作出一批迅速反映现实的剧作：《卢沟桥》（田汉）、《卢沟桥之战》（陈白尘）、《血洒卢沟桥》（张季纯）、《八百壮士》（崔巍、王震之）、《塞上风云》（阳翰笙）等。这些剧目极大地鼓舞了抗战的人民。
在被国民政府定为陪都后，重庆汇聚了大量戏剧人才，1939年举办第一届戏剧节，盛况空前。尤其是1941至1945年，举办的四次雾季公演，共演出大型话剧100台以上，成为抗战大后方的戏剧盛事，其影响遍及全国，鼓舞了人民的抗敌热情。
抗战文化名城桂林也是一个戏剧活动的中心。最能代表该地区戏剧成就的是1944年2月至5月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简称西南剧展，主办人有欧阳予倩、田汉、熊佛西、丁西林等，参加者有30多个艺术团体的近千人，演出了《大雷雨》《法西斯细菌》等20多部话剧，还举办了戏剧汇演、资料展览、艺术研讨等活动。
历史剧创作掀起高潮。面对日寇的侵略，剧作家必然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中寻找民族英雄和民族传统，以“发挥其更大的力量，作民族的怒吼”。加之国民党当局专制，对抗战力量百般迫害，也迫使剧作家转向历史剧的创作，并由此促动了历史剧的兴盛。
以题材论，战国史剧和太平天国史剧为多，前者以郭沫若的《屈原》等为代表，后者以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和陈白尘的《翼王石达开》为代表。这些剧目以古喻今，借古讽今，宣传团结对敌，暴露黑暗统治，讴歌爱国主义，鞭挞投降变节，演出效果十分强烈。阿英的《碧血花》、郭沫若的《南冠草》、欧阳予倩的《桃花扇》，以南明史事为题材，弘扬爱国精神，歌颂民族气节。
中国话剧经由“五四”时期的滥觞，30年代的奔涌，到了40年代，出现了一批优秀剧作家和高水平剧作，终于缔造了中国话剧的诗化现实主义传统。
曹禺的创作在这一时期达到一个高峰。《北京人》虽然不是直接描写抗战，却透过一个曾经显赫而渐趋衰败的官宦家庭，对中国的社会作了更深入的文化思考。根据巴金小说改编的《家》，就是一部诗剧，一出洋溢青春和爱情芬芳的悲剧。40年代，夏衍的戏剧创作出现高潮，创作了《水乡吟》《离离草》《法西斯细菌》《芳草天涯》等多部话剧。他善于将平凡的现实生活戏剧化，描写普通人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在人生的艰难中，所显示出的细腻的心理波动、含蓄的情感状态，以及复杂的人性。
在抗战中，一位年轻的剧作家崭露头角，并显示了浓郁的诗情和雄健的笔力，他就是吴祖光。他创作了《风雪夜归人》等多部剧作。《风雪夜归人》表面上写的是爱情悲剧，实际上张扬的是人文思想，充满着浓郁的诗意。宋之的的《雾重庆》反映战时重庆的社会现实，写出渐渐消磨了热情的一群年轻人挣扎、沉沦、理想毁灭的悲剧。
在沦陷区上海，于伶坚持戏剧活动，创作了《夜上海》《长夜行》等话剧。戏剧家还改编了不少外国名剧，如李健吾将席勒的《强盗》改编为《山河怨》，将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改编为《王德明》；柯灵和师陀将高尔基的《在底层》改编为《夜店》。
红军长征前，在中央苏区即开展过“红色戏剧”运动，成立工农剧社、高尔基戏剧学校等。1935年10月，红军结束长征，进驻延安地区。在此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戏剧不断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一些倾向革命的抗敌演剧队员纷纷投奔延安，壮大了延安的戏剧力量。但由于他们不熟悉当地的生活，创作不出新剧，因此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一段时期，演大戏、演名剧便成为一时风气，排演了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契诃夫的《求婚》，以及国内名剧《日出》《北京人》《太平天国》《法西斯细菌》《带枪的人》等。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一些戏剧工作者在深入生活基础上，创作出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话剧，如吴雪等人编剧的《抓壮丁》，姚仲明、陈波儿的《同志，你走错了路》，杜峰的《李国瑞》等。
解放区的戏剧反映了现实生活，探索了戏剧的民族形式，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话剧的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话剧的春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话剧的发展也随之转入新的历史时期，呈现出新的历史特点：由过去的民间团体转变为正规的政府统辖的艺术团体；由自发的存在转向有组织有规划的总体建设（如话剧院团的布局、戏剧院校的建立等）。
国家对话剧高度重视，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统筹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中国话剧的建设，而话剧院团和戏剧院校的组建是其主体部分，其目标在于使话剧成为一个遍布全国的严密而完整的体系。
民间话剧团体和原有的公办戏剧团体，一律被改编为由政府统辖，并按照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区（省辖市）三级设置的话剧院团。话剧院团除有自己的排练场外，相当部分的院团拥有自己的剧院设施。
同时，加强话剧人才的培养。1950年即成立了中央戏剧学院，第一任院长为欧阳予倩。曹禺曾担任名誉院长。1956年上海戏剧学院成立，熊佛西为首任院长。它们成为中国现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等戏剧教育学府。
新中国的成立，给中国人民带来解放的欢乐和当家做主的幸福感，话剧也迎来了欣欣向荣的春天。在戏剧创作上，首先是歌颂民主革命的胜利，缅怀为新中国的建立而献身的革命先烈，牢记革命先烈的历史功绩，如《战斗里成长》《万水千山》《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同时，歌唱新中国新生活也成为重要的主题，及时地创作出一些反映社会新面貌的剧本，如《刘莲英》《六号门》《龙须沟》《考验》《春风吹到诺敏河》。l956年，举办了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大会，共演出多幕剧30部，独幕剧19部，如《四十年的愿望》《明朗的天》和儿童剧《马兰花开》等，代表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话剧的成就。
“第四种剧本”的出现是这一时期话剧界的特殊现象。“第四种剧本”，是同“三种剧本”相比较而言的。“三种剧本”是指那些概念化地描写工农兵斗争生活的剧本，而“第四种剧本”主张写真实，敢于揭示生活中的矛盾冲突，表现人民内部矛盾，代表作有岳野的《同甘共苦》、杨履方的《布谷鸟又叫了》、海默的《洞箫横吹》等。
这一时期，在话剧创作上仍然有所突破，有所发展，涌现了一批优秀剧作。如《红色风暴》《东进序曲》《甲午海战》《胆剑篇》《茶馆》《关汉卿》等。《茶馆》不但是老舍戏剧创作的高峰，也是新中国戏剧创作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杰作。1958年，以田汉《关汉卿》的问世为标志，出现了一股历史剧的创作热，如郭沫若的《蔡文姬》和《武则天》、曹禺的《胆剑篇》、田汉的《文成公主》、朱祖诒的《甲午海战》等。这批历史剧，有些写得相当精彩，演出后受到观众的热烈称赞。《关汉卿》堪称田汉的绝唱，他以诗的语言、诗的情调与诗的构思，谱出了一曲关汉卿的赞歌。
北京人艺在焦菊隐总导演的统领下，把斯坦尼体系同中国的戏曲传统结合起来，推出《龙须沟》《茶馆》等一批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剧目，形成了北京人艺演剧学派，这是新中国话剧的突出成就之一。
另外，各省市的大剧院也在演剧上形成自己的风格，如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在黄佐临领导下形成的海派风格、以辽宁人民艺术剧院为代表的黑土地风格、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的津味戏剧风格等。
转型中的新时期戏剧
“文革”结束后，中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军的新时期。中国话剧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在整个文化艺术产生机构性变动的条件下，虽然也历经曲折，但是总体来说，这个时期是中国话剧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一个探索创造的热潮到来，剧作家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迅速创作出揭批“四人帮”的一批剧作，如讽刺喜剧《枫叶红了的时候》、多幕剧《丹心谱》《于无声处》和《左邻右舍》等。在思想解放的声浪中，剧作家以其敏锐的思想触角，敢于在剧作中提出一些重大的社会课题，遂有社会问题剧的兴起，如《报春花》《救救她》《权与法》。出于对革命家的尊重和爱戴，一批歌颂他们的历史剧应运而生，如《西安事变》《陈毅出山》《转战南北》《彭大将军》，塑造了周恩来、彭德怀、贺龙等人的崇高形象。
由于商品大潮冲击，话剧一度陷入低潮。在危机中，话剧艺术工作者起而革新，于是掀起探索剧，也可以说是实验剧的热潮。
探索剧以形式革新为先导，在内容革新上，首先是对“人”的关注，是对人的生存价值和生存意义的思考，是人性复归的张扬和呼唤。其次是追求对人的内心的透视，对人的灵魂的分析。再次是对主题的诗化、哲理化和多义性的追求。在这样的实验中，中国的舞台倾斜了，一些新剧目出现了，以《狗儿爷涅槃》和《桑树坪纪事》最具代表性，前者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农民心理的复杂性，塑造了狗儿爷的典型形象；后者在舞台艺术上有所探索。
进入新世纪，中国话剧迎来了多元发展的时代，更深刻的变动和革新悄悄到来了。
首先是话剧的举国体系变动了。民间的剧社、民营剧团、民营的剧场出现了；在演剧上，小剧场以成本低、易于组织、演出灵活多样而空前活跃。随着国家的投入和民间戏剧投资增多，城市话剧盛况空前，以北京最为典型。
这个时期，最引人瞩目的是各种戏剧节。大量西方戏剧的名团名导名剧来华演出，使话剧文化交流空前繁荣。
话剧所有领域都有所进取和顽强探索，使得话剧舞台绚丽多姿，五彩缤纷。各种题材、各种样式、各种风格的剧目展现在话剧的百花园中。儿童剧的蓬勃发展，军旅戏剧十分活跃，少数民族话剧的勃兴，历史剧也有了新的探求和新的开拓。
展望未来，我们期盼着一个新的话剧繁盛的时代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