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效应”是著名科幻作家阿西莫夫曾经提及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人们在预测未来的过程当中，常常会缺少一些关键性的要素：
19世纪中期的人们，也许完全无法想象新世纪城市中的摩天大楼，因为在他们所能目见的生活经验里，要爬上数十层高的楼梯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因此每一幢大楼会尽可能形成一套自成体系的经济运作模式，生活所需的一切吃穿住用，都不得不隔几层就反复出现一次。大楼与大楼之间，在高层处会有桥梁相连，较低的楼层，住房租金也会相对昂贵……
——但是电梯出现了。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手机演化的历程当中。当1966年电视机《星际迷航》出现通讯机的时候，斯波克和库克船长们最多预想到10年后马丁·库珀的翻盖手机，但某超级热门手游的出现，以及它们所引发的媒体关注，显然是以前人们所始料未及的：这也正是我们在当下想象未来太空时代时所面临的困境。
刘慈欣接受笔者采访时提到，我们当下设想最多的星际开发方向——星际旅行、太空采矿、外星移民之类——在商业上都几乎毫无价值。而比这更尴尬的事实是，从眼下航天的发展来看，载人航天，也就是将人类送到宇宙空间里，其实仍旧是一项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的事业。
问题在于，这种对缺乏实际意义的事情产生怀疑的冲动，几乎是人类的本能。而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对抗这种本能，以及以什么方式来征服它，则往往是衡量一个族群文明程度的标尺。
我们需要关注和继承的，不仅仅是沃尔顿、托雷卡、哈里曼，乃至达尔文、麦哲伦、黎曼等等勇于航向未知远方、甚至不惜死在路途当中的个体精神，更重要的是在背后支撑他们行为的整体社会逻辑：沃尔顿、哥伦布和麦哲伦眼里的远方是好的，于是他们各自寻找到了热切的资助人，他们的船队就这样成了；尼莫船长、哈里曼先生和“钢铁侠”马斯克看潜艇、飞船和火箭是好的，于是去往海洋和星辰的路途就这样成了；黎曼和维特根斯坦看非欧几何与数理逻辑是好的，于是严谨优美但在当时未知其用的博士论文就这样成了：没人知道它们如何孕育出宏大精微的相对论、信息论和计算机。
他们获得的这些支持有时来自对远方市场的渴望，有时来自对个体的信任，有时甚至源于欺骗和钻营，但在今天回顾过去，它们最终共同支撑着这些被我们记住了名字的个体，作为人类文明的先驱者，“在百忙中下一步闲棋”。
因为电梯效应的存在，这种闲棋的前景显然是无法预测的、但它确实恰恰是我们的文明之所以为文明的原因与结果。
科幻小说惯于书写大灾难之中人类社会集中爆发出的创造性能量，而人类文明史上实际发生的远行，也往往是源自生存压力的驱动。小说中的架空世界并不比我们的现实更加美好，但在那里，文明确确实实，已经走在了联结未知远方的茫茫荒野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