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在镜头前对我推推撞撞或大呼小叫，我该怎么办。尊贵的大师听了我这番话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解释：现在是选举的最后一天。我要回台湾投票，在机场肯定有许多传媒记者采访，在镜头前，万一有不理性的民众借机想给对立选民一个难看，杀杀对方的锐气，我该怎么处理。那是二〇〇八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前夕，整个社会气氛肃杀，蓝绿剑拔弩张。
大师一派气定神闲：如果他们是你的女儿，你会怎么处理？我绷紧的脸即刻松懈了下来：哦我明白了。
那天在机场数十位媒体记者、摄影机、镁光灯闪个不停，我诚恳地回答他们所有的问题。与其恐惧不如拥抱。结果是媒体得到他们想要的，我表达了我想说的，观众看到的是一片祥和，也没有我想象中的暴力场面。
跟记者接触三十六年了，经过很多不同的阶段，也交了些知心朋友。刚入影圈时不太会说话，也内向，处处躲记者，弄得大家关系紧张，他们以为我大牌，杯葛我，其实他们哪里晓得我是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从影十年后，我离开台湾一阵子，一年半之后，再回去。决定改变对记者的态度，与其怕他们不如接受他们，与他们合作。双方的关系才开始好转。
又再过十年，我到香港发展。香港记者一向对我宠爱有加，他们很随和，年纪很轻，经常是一大堆人挤在我面前，拿着小记事本，笑嘻嘻的，你说什么他们就写什么，所有报纸的新闻都大同小异。他们很可爱，跟他们就像和朋友聊天似的。那是一段与记者们的美好时光。
这十年来，媒体的运作有很大的改变，尤其产生了狗仔文化。因为报章杂志增加了许多，无线电视台更加多了，新闻的需要量大，狗仔队满足了普罗市民对名人明星窥探的好奇心，因此有了生存价值。他们有时像侦探，报道事实有凭有据；有时像小说家，编造一些曲折离奇的故事。回心一想，经过这许多年，应付狗仔文化也有自己一套哲学，当你躲不掉的时候，只有大方微笑地面对他们；当他们为你编造故事的时候，你只有一笑置之。世界变化快，故事不会长久，何必苦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