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西方文化强调主体自我价值的特点而言，中国传统文化更加强调从不同主体的相互性视角思考和处理问题，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独具特色而又一脉相承的价值观，也是当今世界实现合作共赢，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层文化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相互性价值观突出表现为对五种相互性关系的不懈追求。
相互敬爱关系
强调不同主体间的互敬互爱，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点。儒家创始人孔子所谓“修己以敬”“仁者爱人”，“敬”和“爱”的对象都是“人”，即“他人”。这里的“人”，不仅包含社会中有地位的上层人，而且也包含爱庶民百姓。《论语·乡党》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在这里，孔子对下人的关切之情溢于言表。如何做到敬人爱人？从个体层面，孔子强调每个人都要将心比心，从我的喜好和厌恶考虑到他人的喜好和厌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国家层面，孔子强调“为国以礼”。“礼”何以重要？孔子说：“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昏姻、疏数之交也。”“礼”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从相互性的角度规定了君臣、上下、长幼，男女、父子、兄弟之间各自的责任和义务，成为维护国家秩序、保证国家安定的基本准则。道家创始人老子认为，“为人”和“为己”是统一的，为别人、给别人越多，自己得到的也越多。“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地为什么能够长久存在，就是因为它们从来不为自己而生。“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最高的道德境界是无私奉献的“玄德”境界。“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庄子认为，爱人要以尊重对方的本真为前提。他用一则寓言说明这个道理，“南海之帝为鯈，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鯈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鯈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南海之帝和北海之帝虽是好心，却没有带来好的结果。这是因为他们只从自己主观的愿望出发，没有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墨家创始人墨子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交往原则。他激烈批判社会上自私自利的行为，认为天下大乱，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彼此不能相爱。“为人君者不惠”“臣者不忠”“父者不慈”“子者不孝”“执其兵刃毒药水火，以交相亏贼”。要扭转这种局面，关键在于实行“兼爱”。“爱人，待周爱人而后为爱人。”“爱人若爱己身”“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爱人之亲，若爱其亲。”如果人们能够像爱自己或自己的亲人一样去爱他人或他人的亲人，那么，天下自然就走向大治。“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
相互和合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高度重视不同主体间相互的“和合”。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以及《易经》中都详细记载了有关“河图”及“洛书”的传说。“河图”八卦，“洛书”五行是华夏文化的重要源头。八卦、五行都把整个物质世界视为多种因素，多种异质异形成分的物质组合，它们在运动中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克相生，在矛盾中统一，在协调中发展。《尚书·尧典》赞扬帝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尚书·舜典》记载：帝舜命夔制成典乐，“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逸周书》载，周文王告诫子孙，“能协天地之胜，是以长久。”《周易·乾卦》之《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只有遵守大道，和合天地阴阳，才能顺利生长。在中国古人看来，“协和”“和合”是天地化生万物的方式。《系辞传》说：“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同时，“和合”也是王道的体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和，故百物皆化。”“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孟子认为，天地间没有什么力量可以胜过“人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董仲舒认为，“和”是天地间最美的德。“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然而，中国古人讲“和合”、讲“同一”，并不等于千篇一律，没有原则地与对方苟同。早在西周晚期，郑国大夫史伯就曾说过：“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孔子也曾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儒家经典《中庸》说：“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其意思是说，君子虽然“贵和”，但是反对无原则地随波逐流，为取悦世俗而改变自己正确的立场和主张。
相互平等关系
追求不同主体间相互的平等，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老子认为，天道是没有远近亲疏的，“天道无亲”“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道自然地调节着人与人地位的高低和财富的占有，“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尚书·蔡仲之命》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孔子认为，每个人都有平等追求自己理想的权利。“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社会最大的祸患就是财富分配不平等。“不患寡而患不均”，“盖均无贫”。孟子认为，君臣之间是平等而相互依存的关系，臣有权力依据君的态度采取相应的行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每个人都具有成为圣贤的可能，“人皆可以为尧、舜”。墨子认为，“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选贤任能，要一视同仁。“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韩非子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平等，更是农民阶级的愿望。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提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呼号，北宋时王小波、李顺起义，发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号召，明朝李自成起义，打出“均田免粮”的旗帜，清朝洪秀全起义，发誓要建立一个“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太平天国”。近代康有为所著《大同书》更是追古抚今，系统概括千百年来中国人对平等世界的祈求，设想未来社会将消灭“九界”，即国界、级界、种界、形界、家界、业界、乱界、类界、苦界，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相亲的大同世界。“于是时，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是谓大同。”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立志要建立一个与欧美各国并驾的国家，实现国内各阶级、各人民之间的相互平等。
相互包容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能否以宽厚、包容的态度对待他人，这不仅是衡量一个人品德是否高尚的基本标准，也是事业能否成功的重要前提。《周易》强调，“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孔子说：“宽则得众”。宽容地对待他人，才能得到他人的认同、拥护和支持。又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这些格言，均是教人更多检视自己的言行，宽厚待人，包容他人的缺点或过失。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生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所谓“恕”，就是宽恕他人。老子认为，只有像大海那样，善于处下，容纳百川，始能成为百谷之王。“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那些自以为是、骄傲自大的人是注定不能成就大业的。“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秦国宰相李斯全面总结国家兴亡成败的道理，认为“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汉代董仲舒虽然强调“尊君”，但他同时认为，“尊君”以“爱民”为前提。他举例说：“昔者晋灵公杀膳宰以淑饮食，弹大夫以娱其意”。像晋灵公这样的国君，一不高兴就杀人，没有丝毫包容大臣的胸襟，可以称为“独夫”，“如此者，莫之亡而自亡也。”韩愈倡导儒家的“道统”，高度赞扬古代士君子“严己宽人”的风范。“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恐恐然惟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这种宽厚包容的精神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中一直流淌着，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四”之后，蔡元培先生倡导“兼容并包”的学术理念，开创了北京大学的空前辉煌。
相互守信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高度重视不同主体间的忠诚互信。《春秋榖梁传·僖公二十二年》说：“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为言？信之所以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为道？”老子认为，轻易许诺别人，必然困难重重，“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一旦失信，别人就不再信任他，“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孔子认为，“诚信”是“立言”“为人”“做事”的大道。“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为言？信之所以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为道？”他时常要求学生“主忠信”“谨而信”“敬事而信”“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一个人如果缺乏诚实品格，做事不守信义，就不能立身于世。故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孟子认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思诚”就是要“明乎善”，“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管子认为，“诚信者，天下之结也”。荀子则强调：“诚者，君子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吕氏春秋》则从反面阐释了“不信”的五种负面效应。“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稷不宁；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郁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刘向认为，“人背信则名不达”。程颐认为，“人无忠信，不可立于世。”汉代王充进一步认为，诚信是无价的，只要有诚心，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