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我所供职单位不到千米的柏树胡同,是到王府井东堂遛弯的必经之路,每次我从这个了无特色的胡同经过,总会联想到一个头戴瓜皮帽、身着马褂、脑后留着条焦黄辫子的民国小老头——他就是在一些北大奇闻趣事书籍里屡屡被提及的“北大怪人”辜鸿铭。
据北京晚报的一篇文章介绍,辜鸿铭的故居“在胡同西段南侧凹进去的小夹道内,占地面积为130余平方米；街门面西,是一个随墙‘小门楼’；院内的三间北房是起脊瓦房,一间南房是灰顶平台,建筑面积共计60平方米。20世纪80年代,柏树胡同26号与相邻的院落一起被征用,改建成王府井旅馆”。我从24号院门进去找寻,24号楼和30号楼之间还留有一片植有草木的停车场,也不知这里是否就是辜鸿铭当年踩过的土地。现在的柏树胡同,没有柏树,更没有椿树了,倒是有不少槐树,而辜鸿铭故居连同其门牌号码也一起消失了。
但辜鸿铭的确是一位我们不应忘却的历史人物。查辜鸿铭的年谱,1907年他随同张之洞进京任职外务部,到后来任教北大,最后于1928年去世,期间除了在上海、青岛、日本短住外,他生命后期的20年差不多都在京居住。一些著名人物包括国际著名作家毛姆、芥川龙之介、泰戈尔,都拜访过椿树胡同(现为柏树胡同)他的“晋安寄庐”。但由于从五四运动开始,辜鸿铭作为保皇派、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被批判,其学者地位和价值长期被忽略,其故居自然难以保护留存,现在胡同铭牌上能留一名,也算是难能可贵了!
最近走访张之洞故居,读张之洞传记,发现其背后有一个重要的幕僚竟然是辜鸿铭,而且跟随他二十多年。买来孔庆茂写的《辜鸿铭评传》读下来,发现我脑海印象里的这个北大最保守的怪老头,竟然是一个学贯中西、获得过13个西洋学位、翻译出版过《论语》《中庸》等儒学经典、曾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大学者,是一个将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并在西方享有崇高声誉的儒家文化的守卫者和传播者。他还是帮助张之洞在湖广推行洋务运动、兴办现代教育、参与策划东南互保谈判的幕后高参。
研究了解清末张之洞的政治主张和对变法的态度转化,尤其是读张之洞《劝学篇》及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不难发现其背后都有辜鸿铭的巨大影响。从1884年进入张之洞粤督幕府开始,到1889年随张之洞赴鄂,到1908年随张之洞进京任外务部员外郎,辜鸿铭是张之洞晚清时期成为中国影响力最大政治家和封疆大吏的重要智囊。北大任教只不过是他在晚年清政府灭亡后的一小段履历,而他拖着那脑后的小辫子走在北大校园,世人只看到外表的滑稽,而实则这是他对时代大潮全盘西化、忘却中国文化的一种抗争。
孔庆茂在其《辜鸿铭评传》里这样评论:“自从新文化运动把他钉死在顽固派与复辟论的柱子上后,辜鸿铭连同他的著作无声无息。除了他那举世闻名的小辫子和裹足纳妾的‘妙论’偶尔作为茶余饭后的谈笑掌故外,人们不再知道文化意义上的辜鸿铭了”,他称赞辜鸿铭为“东方文化的代言人”,“辜鸿铭对中国的真正贡献,确实不在其政治方面,而在于其对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尤其是对外宣传国学,使国学走向世界方面”。
辜鸿铭对国学的热爱和传播基于他对中国儒家文化的认同。辜鸿铭认为“西方的宗教言人性恶,因为性恶,则互相猜忌,互相攻伐,这种霸道主义终于演成世界大战,成为全人类的一场浩劫。”而中国文化,向来主张“人之初,性本善,正像孟子所说的人天生本能地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的善端,人之所以有不善,不是人性的不好,而是后天利与欲的引诱,所以儒家以仁义、孝悌、忠恕、礼乐教育人,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儒家的理想的社会是大同的世界,这是王道”。
百年之后,再看辜鸿铭的这些言论,我们当然不可能完全苟同他的观点,但他的基本判断还是引起后来一些学者的共鸣。当代儒学大师梁漱溟、牟宗山、杜维明等所倡导的儒学复兴理论,“期待儒学在21世纪为人类安身立命发挥积极重大的作用”等主要观点,与当年辜鸿铭所一直坚守和辩护的观点不能不说有相通之处。
站在21世纪的历史节点上,我们回看辜鸿铭,可以视他为21世纪初中国的唐·吉诃德,他以近似于行为艺术的方式,以一根不合时宜的辫子茕茕独立于北大讲堂和民国时代,但那根辫子就是他与时代风车搏斗的长矛。
辜鸿铭的悲剧结局是最后穷寒病死于柏树胡同,家里连收棺掩埋的费用都难以筹措。百年之后,我们对这样一位曾被滑稽化与嘲笑的人物,能否换换角度审视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