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憎命达”，这是杜甫说的，诗圣所言，今人大多不会有什么意见。但这里我说“文章憎喧哗”，虽然读起来也像模像样，心里还是忐忑的。倒不是对这个论断本身缺乏信心，而是怕有些“不合时宜”。
喧哗，首先是狭义上的喧哗，是客观环境的喧哗。毛泽 东当年在闹市中读书的故事人们早已耳熟能详，闹市自然是极尽喧哗之地，把在闹市中读书当做一种对自我专注的磨练，可见这种喧哗的状态确实是不利于读书的，对于写作恐怕就更甚之了，即便有的写作者天生对外界的喧哗“抗性”较强，但倘若要在安静与喧哗之间二选一，必然也是首选安静之地。
然而，还有一种“广义”上的喧哗，便是社会交际、人情世故的众声喧哗。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作家也要生活在社会关系之中，一不小心，人际间的种种喧哗就会入侵到写作的心灵化境。觥筹交错声中，以人情应酬为缘由生出的“酬谢文章”，便也是喧哗中的产物了。虽然确实也有一些作家擅于此道，但对于大多数的写作者而言，这种文章因其并非全然从心灵深处汩汩而出，和他们真正全身心灌注的心灵之作相比，显然也是要落于下风的；写得多了，对才华更是一种消磨和损害。
这并非凭空猜想，在我们日常收到的稿件里，一望而知的“酬谢之作”确实存在，而这些作品与作者原有水准的差距，也是一望而知的——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呼吁写作者全去做社会的绝缘人、避世的苦行僧，这就是前面所说的“不合时宜”了。
所以，如果真的是“文章憎喧哗”，在这个无法绝缘于喧哗的时代，写作者又该如何自处呢？我想，至少要保有的，是对喧哗的自知，时刻清醒地了解哪些写作是真的“走心”，哪些是“走过场”。只要对文字的判断力还在、对写作的真诚初心还在，即便身处闹市喧哗，好的作品也早晚会从心灵静谧处生发出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