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7年(东汉永元九年)，我国名将班超在中亚击败了匈奴人的侵扰，重开了通往亚洲西部的“丝绸之路”后，曾派遣部将甘英出使访问欧洲的大秦国(即罗马帝国)，企图打开我国与欧洲的直接联系。甘英等一行到了波斯湾，正准备乘船从海路进入红海到大秦去的时候，当地的安息(今伊朗)船人不愿意中国与大秦直接交往，便佯说海上风浪极大，非常危险，很难到达。甘英轻信了他们的话，遂放弃了渡海到大秦的念头，折回来了。这是一件很令人遗憾的事情，不然的话，我国人早在一世纪之末，就已经跨过亚洲，到达地中海，直接和欧洲人见面了。
东汉以后，经历了魏晋南北朝，“丝绸之路”上虽有各国商人．僧 侣、使节不断来往，但我国人到西方去的，却并没有超过印度以西的地方。到了唐代，政治比较稳定、经济也有很大发展，中西交通大开，情况才开始扭转。这时在亚洲西部阿拉伯半岛上又崛起了一个伊斯兰国家，我国史籍称之为“大食国”。七世纪中叶后。这个伊斯兰国家已征服了拂菻(地中海东岸的东罗马国家)、波斯(今伊朗)等地，并把它的势力扩展到北非、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阿拉伯帝国。它与唐朝的关系也日趋密切，从公元651年到793年间(唐永徽二年至贞元十四年)，大食使者来唐朝，见于史籍记载的就有三十六次之多。可是我国向西派抵大食的使者，却仍旧一个也没有!公元674—675年，唐上元中，有一位叫达奚通的，曾远航到过阿拉伯半岛南部，归著《海南诸蕃行记》一书，但此书久已失传，其具体内容亦不可知，我们无从考查其旅途事迹。说也奇怪，我国人首先到达大食和拂菻，并留下记载的，却原是一位被大食掳去的战俘——杜环。
杜环是八世纪中叶时人，生卒年代不详。他是怎样被掳到西亚的呢?原来唐代中亚地区，今楚河和锡尔河上游一带，曾是我国边疆之地，公元751年(唐天宝十年)，大食军队与唐朝军队在怛罗斯城(今苏联中亚江布尔)发生了冲突，唐军吃了败仗。杜环当时在唐军中，被大食俘获，带至阿拉伯，于是杜环得以游历了中亚和西亚许多地方。在经历了十一年后，直到公元762年(唐宝应初年)，杜环才从海道归国。归国后，他把经历西域各地的见闻，写成《经行记》一书。杜环本人的事迹不见它书记载，就连他写的《经行记》一书后来也亡佚了。幸而他的族叔杜佑写有《通典》一书，摘录了《经行记》的片段，其后《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通志》、《通考》等也转载了一部分，这样，我们今天才得知杜环被俘远游的情况。
杜环最远到达了地中海，就是杜佑在《通典》卷一九一《边防典·西 戎总序》中透露出来的：“族子环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宝十年至西海。宝应初，因贾商船舶自广州而回，著《经行记》。”
这里所说的“西海”，指的就是地中海。唐以前我国史书所说的“西海”，亦有指波斯湾、咸海、里海、黑海的，但唐代已明确指的是地中海。《隋书·裴矩传》中记述了当时通拂菻的陆上三条道路(即通往西亚的丝绸之路)，其终点都说是“达于西海”。拂菻即地中海东岸的东罗马属国。《经行记》中的“拂菻国”条也说它“西枕西海”。因此，这个“西海”，自然就是指地中海。古代的丝绸之路一直通到地中海东岸港口安都城(今土耳其南部安塔基亚)。所以，我们说杜环经历了陆路上丝绸之路从亚洲东方到西方的全程，这是一点也不过份的。
杜环西行的旅程，据《经行记》所载推测。大概是这样的：从石国(今塔什干一带)渡真珠河(今锡尔河)到康国(今撒尔马罕一带)，又渡今阿姆河到末禄(今马里)，然后沿今伊朗北部到伊拉克，到达大食阿拔斯王朝的首都亚俱罗(今库法)。途中杜环记述波斯萨桑王朝为大食所灭已一百多年，这也是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的。《经行记》还记载了苫国，说它“在大食西界，周迴数千里”。苫国就是今叙利亚一带，它和拂菻一样，也是地中海东岸国家。
不仅是陆路，杜环还经历了当时海上东西方交通的全程。杜佑说杜环是从海道归国的，《经行记》中就保存有狮子国(即今斯里兰卡)的片段记载。杜环从阿拉伯半岛经海道归国，这条海道也是当时我国海外交通贸易的一条最近的航路。《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载有贾耽《广州通海夷道》，即由广州南航经南中国海，西出马六甲海峡，经印度洋及阿曼湾．波斯湾抵大食国。贾耽对这条海路沿途所经码头均有详细圮载，这是一条海上的丝绸之路。杜环归国，无疑就是乘搭商船沿着这条航路回到广州的。杜环走过当时东西方陆、海交通的全程，行程合计约八万里，在外时间共十一年；其游踪之广，时间之长，在我国和世界的历史上，都可以说是少有的。
杜环的最大贡献，主要还在于向人们介绍了中亚和西亚、南亚地区当时的情况，特别是伊斯兰国家初期的情况，不但增进了人们对世界地理的认识，而且还促进了东西方人民的互相了解和文化交流。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陈垣曾说过：“中国典籍记回教事最早而又最正确者，当推杜佑《通典》。”(《回回教入中国史略》)而《通典》所载伊斯兰教事迹，主要就选自《经行记》一书。现存《经行记》中还有不少伊斯兰教义的记载，如说据伊斯兰教法只把犯罪者本人判罪，并不株连亲友；伊斯兰教徒禁止食猪狗驴马肉，其信仰除安拉(祀天)外，不拜一切鬼神偶像，也不拜国王、父母；每七天一假，为聚礼日，伊斯兰教徒爱清洁，女子出门戴面纱，一日五次祈祷；古尔邦节以宰牲为典礼，禁饮酒、举乐等，这些都是关于伊斯兰教简要而正确的最早记录，是我国早期伊斯兰教史上的重要文献。
《经行记》中还说到今沙特阿拉伯麦加的著名伊斯兰教圣地喀巴殿，这是一千多年来全世界各地穆斯林一年一度朝圣活动的中心。杜环说它的“礼堂容数万人”。喀巴，阿拉伯语义为四方，故喀巴殿又名天堂、天房、天方，后来我国称麦加又作天方国，著名的阿拉伯古典文学作品《天方夜谭》，就是古代这个阿拉伯国家的故事总集。我国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源远流长，于此可知。
更值得注意的是《经行记》“大食”条中还提到当时侨居在大食国的 人，他们是；“绫绢机杼，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人乐阝睘、吕礼。”这些中国工匠是怎样到大食去的，是否也是大食人俘获的汉匠，已无可考。总之，这是我国最早寓居阿拉伯国家的劳动者。他们把中国的文化和工艺带到亚洲西部的阿拉伯国家，这无疑是古代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友好关系的珍贵史料。
《经行记》还给我们介绍了许多中亚和西亚地方的特产，如葡萄、馣罗果(即芒果)，千年枣(即椰枣，今俗称伊拉克枣)，良马(阿拉伯马)等等。其中还提到中亚地方出产的西瓜，当地名寻支，“十余人琅一颗辄足”，这是西瓜最早出现于我国史籍之记载。至于西瓜传入我国种植，则迟至五代时始见于我国北方(见《新五代史》卷七三引胡峤《陷虏记》)。《经行记》还提到中亚许多国家盛行打毬，是一种骑马击毬的运动。这种运动唐太宗时已有记载，也是从中亚传入我国的。可见，《经行记》一书也保存了唐代我国和西方各国人民经济、文化不断交流的许多重要史料。
杜环是我国最早到达西亚和地中海的人，也是唐代我国向西方走得最 远的人。它的路程比著名的“唐僧取经”即玄奘印度之行，还要远一倍以上。《经行记》现在虽只剩下片段，但它提供的“帝”指的是谁，而加以注明的。古代中外交流的珍贵史料仍极有价值。杜环作为世界史上著名的游历旅行家，也应该是值得纪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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