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约奥运曲终人散，虽然这样或那样的不如意事时有发生，但这原本是历届奥运的常态，一些人事先预言的“大事件”并未出现，或许这届奥运不能如已故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口头禅所云，是“历届最好的”，但也远不至于应验某些预言家所言，成为“有史以来最差的”。
然而在二战后，随着奥运规模的不断扩大，奥运商业化趋势的日趋明显，所谓“后奥运效应”问题开始凸显。
“后奥运效应”，指奥运结束后的若干年间，东道主在经济领域所受到的正面或负面影响。
“正面后奥运效应”，主要是指一些主办国、主办城市借助奥运的刺激拉抬相关产业，从而令其在经济上获得直接或间接的好处。
如伦敦（1948）、罗马（1960）、东京（1964）凭借一次奥运，成功地宣布自己的国家从二战的废墟和阴影中摆脱出来，首尔（1988）借主办奥运吹响“汉江奇迹”号角，自申办成功的1981年至1988年，经济增长率平均达12.4%，成功迈入经济增长快车道，使韩国的国际形象和经济实力得到显著提升，被认为“成功迈入现代化行列”，巴塞罗那（1992）通过主办奥运带动了整个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经济的发展，该城市一度被誉为“欧洲经济发动机”，这属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层面上的“正效应”；奥运会主办往往伴随着大兴土木，并刺激建材、建筑、旅游、酒店等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并刺激了就业，在这方面，伦敦（1948和2012两次）、东京、首尔、洛杉矶（指1984年的那一届）、悉尼等表现较为突出。
一些主办城市利用奥运有意识地引导城市建设和发展，并取得了显著成果。这方面突出的例子，包括东京为主办奥运兴建了一系列地标性建筑和两条高铁，彻底改变城市天际线，让东京一举迈入现代化大都市行列；墨西哥城借举办奥运的春风，促进了著名的加拉加斯大学城新城区建设，推动了城市布局和功能区的完善，为此后墨西哥城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1968年奥运主办时墨西哥城仅600万人口，如今已近2000万，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德国慕尼黑凭借1972年奥运的大投入，由巴伐利亚州中心城市，一跃发展成为西德仅次于柏林的第二大中心城市；中国人所熟知的北京奥运对北京城建、交通面貌发展的推动作用等。
旅游业、酒店业和奥运边际产业也往往是“正面后奥运效应”的受益者。如亚特兰大，凭借1996年奥运举办，发展成为北美互联网最发达的城市和著名的“会展之城”，澳大利亚利用奥运不仅成功推展了旅游和展览业，更让自己的国际教育产业在全球打响。
奥运经济刺激了一些新兴产业的发展。如1948年伦敦奥运引入电视转播，1964年东京奥运引入卫星直播，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奥运的经济模式，为1984年以后奥运的全面商业化奠定基础。一些主办国巧妙地利用奥运效应，形成了一些优势产业，如罗马，别出心裁地将摔跤、体操、马拉松终点等比赛放在古罗马马克辛奇巴西利卡角斗场、卡拉卡拉大浴场和君士坦丁凯旋门等著名历史古迹，成功强化了罗马城“黄金旅游目的地”形象；慕尼黑通过兴建奥林匹克公园，使其原本就有一定基础的园林设计产业获得更大发展和国际知名度；伦敦也通过主办奥运，让本已蜚声全球的新兴创意产业影响力更为强大。
“负面后奥运效应”则更发人深思。
首先是所谓“后奥运低谷”问题开始显现。由于奥运结束后投资、尤其大型基础项目投资显著减少，经济往往出现疲态，如日本东京，在所谓“岩户景气”后很快进入“四零年（昭和纪元，公元1965年）不振”，最先是建筑业出现疲软，然后波及众多中小企业，最终大型企业也不能幸免。据统计，除1948年伦敦、1952年赫尔辛基外，这期间的历届奥运，在奥运次年主办国都遭遇到经济减速问题，其中1956年墨尔本奥运之后的澳大利亚，和1964年东京奥运后的日本，这一问题特别明显。
其次是大量专门为奥运兴建的场馆、运动员村和酒店等设施奥运之后成为包袱，并拖累主办国和城市的经济。像慕尼黑奥运那样，投入6亿美元兴建体育设施，奥运会后至今40多年一直盈利，不拖累政府财政一分一厘者，在这一阶段如凤毛麟角（慕尼黑的成功，一是规划科学，二是当地体育设施原本匮乏，奥运场馆恰填补了空白。
而“奥运过劳”、即主办奥运后东道主经济增长减速、投资增长率降低等问题，自本世纪以来变得十分突出，如悉尼在奥运筹办的前四年经济和投资均大幅增长，但奥运结束后投资出现负增长，经济增速也明显下滑；雅典奥运后经济增速明显下滑，各种体育和旅游、酒店业设施大量闲置，造成重大浪费。即便被认为“奥运过劳不明显”的北京、伦敦，“后奥运”的经济表现一般也不如奥运举办前，本届奥运开幕前夕，英国公布了麦盖提公司（Markit）和供应管理学会（ISM）7月份经济数据，包括PMI在内一系列重要数据创下2009年4月以来新低，数据提供者认为，这意味着今年3季度英国GDP将出现0.4%的负增长，而这组和伦敦奥运时隔四年才出炉的数据，仍然被某些人解读为“迟到的奥运过劳现象”。
那么，巴西的“后奥运效应”将如何？
曾有人把战后历届奥运分为“政府拉抬型”和“因陋就简型”两种，前者如汉城、巴塞罗那、悉尼、雅典，奥运对经济的拉抬作用明显，但“奥运过劳”的杀伤力也大，如前两个城市的房地产都经历了从起飞到过热、从泡沫到破裂的阶段，大兴土木建设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既吸引了大量外资，刺激了经济发展，也让赛后投资下降所造成的经济势头衰减变得更明显、杀伤力更大；后者因基建摊子小，投资增长有限，对经济的拉抬作用不及前者，但相应地，“奥运过劳”的杀伤力也小。里约奥运介乎二者之间，由于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是非常特殊的“前期政府拉抬、后期因陋就简”模式，这意味着“奥运工程”对经济的正、反作用都会凸显，但鉴于大多数场地都是“因陋就简”或“用后即拆”型的，因此类似悉尼、雅典那样因大量闲置场地而造成的巨大经济负担，在里约应不会出现。
值得一提的是，巴西在主办奥运时经济已经出现了俗称“金变砖”的严重问题。曾几何时，巴西是“金砖国家”，是世界上经济增速最快、外资涌入最踊跃的大型经济体，但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的放缓和资源、原材料需求的削弱，严重倚赖资源经济的巴西迅速被“打回原形”，去年IMF所统计出的巴西GDP增速竟是令人咋舌的-3.8%，今年也预测不佳（IMF今年一季度预测-3.5%），IMF甚至认为2017年最乐观预期也就是零增长。一些分析家悲观的认为，巴西的“后里约奥运周期”更类似2004年之后的希腊，而非1988年之后的韩国，这意味着“奥运过劳”现象将较为明显；更有人认为，巴西在奥运开幕前已出现经济滑坡和政局动荡，属于奥运“未过先劳”，奥运能顺利圆满举办，已算“超水平发挥”，不应对“后奥运效应”奢望过高。指望十分糟糕的就业率因“后奥运效应”而改善，或本已力不从心、千疮百孔的巴西经济被为奥运配套的“缩水版”基建项目拉抬，都显得有些不切实际。
在里约奥运申办时，正是巴西经济蓬勃发展之际，当时人们对里约奥运（当然还有两年前的巴西世界杯）的“后效应”普遍乐观，认为尽管如洛杉矶那样直接盈利似不可能，但“赛会经济”会进一步提升巴西国际知名度，并带来更多发展良机。不过如今看来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种“正能量”恐怕会远不及预期。好在里约奥运建设后期巴西和里约州“瘦身有术”，精简了许多“大项目”，这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后奥运”冲击。
通常情况下，奥运主办国为防止“奥运泡沫”堆积，在奥运会后往往会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但巴西长期以来为吸引外资，一直维持、甚至不断提高基准利率，当前基准利率达到令人咋舌的14.25%，可以说已经“从紧”到不能再紧的地步，这在事实上剥夺了巴西控制“后奥运低谷”现象发生的最有利武器——金融杠杆，而更让巴西进退两难的是，在这种非常态的金融政策下，巴西仍然保持着高达6.9%的通胀率，换言之，也就是“想不从紧也不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恐很难对巴西经济的“后奥运效应”抱持乐观态度——就更不用说这个昔日的“金砖国家”在奥运曲终人散后恐又会很快切换到“正常频道”，即社会动荡“热启动”、政府危机再度凸显，不仅针对“后奥运综合症”所开出的药方、照方能抓到的药都不靠谱，恐怕就连看病的大夫都不知会换成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