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融危机至今，2016年或是最为危机四伏的一年，各种“黑天鹅”正在悄然潜伏。
目前经济还未彻底复苏，却已经可能面临新一轮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几月下调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前景至3.6%。IMF也警告称，全球经济下行风险不断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从金融危机至今，2016年或是最为危机四伏的一年，各种“黑天鹅” 正在悄然潜伏。
第一，美元走强。
美联储九年以来首次准备加息，而与此同时，全球其他主要央行则仍在采取规模庞大的“量化宽松”（QE）计划以刺激本国或本地区经济。
尽管已经推出了全球范围内规模最大的“量化宽松”措施，但日本经济仍已重新滑入五年以来的第四次衰退。
同时，缓慢的经济增长和处于较低水平的通胀率已经迫使欧洲央行考虑进一步采取“量化宽松”措施。
在8月份贬值人民币从而导致全球市场遭遇冲击以后，中国人民银行则可能会暂时按兵不动，原因是不希望在人民币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纳入其特别提款权（SDR）以前冒险。
这种全球央行货币政策的背离现象正在日益加深，从而导致全球经济秩序出现了重大的不平衡性，进而带来了美元上涨的极大可能，而美元上涨则可能会触发下一场全球金融危机。
不过，人们并不再猜测2015年美联储是否会加息，而是担忧2016年美联储连续加息的节奏。
目前通常的说法是，2016年美联储可能加息两次，但高盛指出，联储也许会加息四次。这种猜测是否靠谱?无法排除，2016年美国调整最低小时工资，以及大宗商品价格表现韧性的话，那么，美联储有可能被迫因核心通胀预期的上升而加息。
现在人们并不担心加息，而是担心加息的节奏;人们并不担心温和走强的美元，而是担心异常强劲的美元。
如果在2016年真的出现美联储加息两次以上，美元指数走强到110以上，那么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未必对此做好了足够准备。
经济增长和全球央行政策之间的背离所带来的结果是，美元汇率已大幅上涨，可能正在形成一个新的“大牛市”。而对于美国以外数量庞大的美元计价债券来说，美元走强是个大问题，很可能将成为下一次全球金融危机的“触发器”。
处于较低水平的美国利率已导致全球范围内的美元借债出现了爆炸式增长，尤其是在新兴市场上。
据国际清算银行（BIS）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美国以外市场上美元计价债务的总额为9.7万亿美元以上，原远高于截至2008年底为止的5.6万亿美元，而美元计价债务增长速度最快的则是新兴市场。新兴市场上的企业和政府利用超低的利率环境来借入美元债务，这将使其在用本国货币偿还贷款时从中获益。
但随着美元汇率上涨，这些企业和政府偿还美元债务的成本将会上升，从而导致其负债进一步扩大。
第二，中国经济放缓。
商业见地网提及，2015年第三季度报出的最新统计数据，中国GDP增长6.9%，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六年来首次低于7%。
自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逐年下降，并且这种趋势可能至少持续到201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经济2016年增速为6.3%。
新西兰联储（RBA）主席惠勒（GraemeWheeler）为全球经济形势描绘出一幅谨慎的图景，指出“目前最大的忧虑”是中国的经济前景。
中国经济增长低于预期可能对全球经济构成为危险。穆迪预计，中国2016年经济可望增长6.3%，2015年为略低于7%，2017年为14.2%。
前美国财政部的中国分析专家DavidLoevinger也表示，中国在世界经济所占比重已经越来越大，它会其他经济体以及其国家的货币政策产生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
根据彭博的数据显示，“金砖”组合在2010年基金表现曾达到峰值，但至今已跌落88%。在高盛今年9月份的报告，也可看到基金绩效的历年衰退。
金砖基金衰退的其中一个原因，和中国经济下行脱不了关系。从高盛最新报告来看，中国掐紧整体基金表现：在金砖国家投资组合中，中国占比达52.8%，其他国家占比依序分别为印度20.9%、巴西14.1%、俄罗斯9.0%、香港2.6%。若细看基金前10大投资标的，中国企业也超过一半。
面对中国经济放缓，加上巴西、俄罗斯GDP增速不如预期，在送交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中，高盛对这支基金写下如此评语：“在可预见的未来没有显著的增长。”
作为大宗商品消费大国，中国经济放缓已经导致能源和金属价格下跌。穆迪警告称，这已经削弱大宗商品生产国的经济增长，使得他们更容易受到进一步的经济或金融冲击，例如中国经济增长令人失望。
欧洲央行在金融稳定评估会上说：“2015年年初以来中国经济明显放缓已显示出不利影响。受此影响，欧元区出口、尤其是机械和交通装备的出口也明显下降，而它们占据了欧元区对华出口产品几近90%。”
欧洲央行说，2-3年后中国实际GDP增速每下滑一个百分点，就会拖累欧元区经济活动0.1-0.15个百分点。同时，欧洲央行说，新兴市场经济信心受创可能导致这些国家财务状况恶化，将进一步压缩欧元区外部需求。
第三，新兴大国的轰然倒下。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撰文称，次贷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有回归发达国家的迹象，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长持续下行，资本大量外流，同时汇率稳定面临严峻挑战。其中最悲剧性的经济体是俄罗斯。
谁都知道新兴市场的表现不佳，但是否有可能，其中某个重要的新兴大国陷入经济危机?
毕竟至今，全球GDP当中，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已各有50%的份额，某个新兴大国的动荡也将深刻冲击全球经济。人们很容易捕捉到一个危险信号:巴西经济。
巴西央行发布的最新《焦点调查》报告称，金融市场分析师预测，巴西今年经济将从上周预估的衰退3.15%扩大至衰退3.19%，而通胀率也将高达10.38%，高于上周预测的10.33%。这表明经济总量南美洲第一、世界第七的巴西目前仍无法摆脱“负增长、高通胀”的泥淖。
标普旗下CapitalIQ部门的市场派生信号（MDS）模型显示，信用违约互换市场预期新兴市场国家评级将被接连下调，一些新兴大国将因此滑入垃圾级别。
经济衰退，财政赤字高企，总统失去民众支持和石油公司腐败调查引发的政治风险，对政府公共事务议程产生不利影响，将距离垃圾评级一步之遥的巴西拖进垃圾评级深渊。
标普公司预计，巴西今年实际GDP收缩2.5%，2016年实际GDP收缩0.5%，2017年实际GDP微弱增长。巴西政府赤字占GDP的比重在今明两年增加至平均8%的水平，不会有财政盈余。
9月10日，标普公司宣布将巴西主权信用评级从此前的BBB－下调至垃圾级别BB＋，评级展望为负面。标普公司是在去年3月将巴西评级从BBB调降至BBB－的。时隔一年半后再次降级。标普公司是三大评级机构中率先将巴西降至垃圾级别的。
其实，此前，穆迪公司就下调巴西评级至Baa3，距离垃圾级别仅一步之遥。穆迪称，巴西政府债务状况将恶化，2016年巴西债务占GDP比重将达到67%，2018年料将接近70%。
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发布最新报告说，目前来看，巴西是新兴经济体中降级风险最高的国家，明年初将对巴西的主权评级进行再评估。
钟伟指出，历史上，美联储货币政策走到重大历史拐点，倒下的通常是拉美大国，只有东亚危机是一次例外。2016年新兴大国谁先撑不住？不唯巴西，这个名单可以很长。
第四，大宗商品下跌。
全球经济表现不佳，大宗商品需求持续下滑。从某些指标来看，大宗商品价格已经回到十年前中国加速启动城市化进程之前，部分先行指标甚至跌至2001年的水平。
近期，衡量全球商品航运市场费用的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已经连续12日出现下滑，较8月份高点更是跌去近50%，这一“风向标”不断下行，表明大宗商品仍熊途漫漫。
兴证期货研究员林惠表示，BDI指数下跌，最主要原因还是当前市场大宗商品市场需求不足，导致对运力的需求偏低；同时，前段时间海上囤货船舶的释放，也导致船运市场运力过剩，加剧了BDI指数下行趋势。煤炭海上贸易回落，铁矿石发运量减少，导致海运市场供需失衡，从而促使BDI指数不断下行。
“自BDI指数编制以来，尽管其与大宗商品、特别是工业品的涨跌幅度不同，但趋势基本吻合，可视为大宗商品走势的领先指标。通常在市场对大宗商品比较悲观之际，BDI指数会同步甚至率先回落。最近3个月BDI指数下挫近50%，换言之就是市场再次对商品看空。”北京新工场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宏观策略分析师张静静表示，利空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中国因素和美国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美元指数大幅走强，也对大宗商品形成明显压制。最近，美元指数直破百点关口，表现十分强势。
从历史走势可以看出，美元指数与大宗商品价格呈现一定负相关性。分析人士表示，由于大宗商品大部分都以美元进行定价，因此当美元走强时，大宗商品的价格就相对较弱。因此近期美元指数不断走强，对于大宗商品价格起到一定利空影响，后期大宗商品或将承压运行。
美元指数近日走强的逻辑也是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升温。12月美联储加息的概率确实很高，一旦坐实则美元指数将再次上冲100点，在此过程中相关商品或将再创新低。
进一步看，此轮美元牛市或将延续至2018年前后，则此间多数工业品都将难以摆脱熊市命运。
高盛仍看空工业金属，原油的预期价近期还有下行风险。若这种风险成为现实，将拖累整体通胀，压低通胀，掩盖核心CPI加速上升的趋势；卢布和墨西哥比索的汇率都会走低；扩大其他石油主要生产国美元高收益债券的信用风险；更有可能推升所有资产的风险溢价。
高盛预计，最终我们将不能无视能源价格中期走低、储蓄向发达经济体转移的现实。在高盛推荐的交易之中，受原油价格下跌直接影响最大的是做多美国10年期通胀挂钩国债收益率，以及新兴市场外汇篮子交易。
第五，中国的供给侧政策。
近期，“供给侧”成为经济政策表述中的高频词。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而继11月1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以消费升级促进产业升级，“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扩大内需”后，11月1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力：加快企业技术升级改造，改善供给和扩大需求。
钟伟认为，考虑到中国政府已经承诺了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长不会低于6.5%，但这并没有消除一些市场担忧。
供给侧政策到底是什么含义?历史上供给主义学派的尝试有两次，一次是撒切尔夫人在英国的私有化浪潮，撒切尔抓住低效率的国企入手改革。
一开始，撒切尔不喜欢用私有化这个敏感词汇，而是说，她的改革，是从私人资本主义(privatecapitalism)，向公众资本主义(publiccapitalism)的转型，在改革逐渐获得成效和公众支持后，最终撒切尔勇气大增，喊出了私有化无禁区的口号。
另一个供给主义实验是里根主义，其特点是减税+财政赤字。
人们习惯于将其接任者克林顿执政时期的良好表现，归结为克林顿拣了里根的便宜，这种说法至今并没有获得严肃的学术支撑。或者孤立地评价里根主义下的美国经济，可以用一塌糊涂来形容。
钟伟更倾向于认为克林顿的成功，是前苏联垮台之后，美国有了收缩财政赤字的可能，美国有了引领西方国家向新兴市场输出资本，输出产业的全球化浪潮的机会。
事实上对中国而言，经济复苏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如果经济不复苏则不能扭转持续通缩预期，这是一条深度伤害实体经济的路径。
如果经济明确复苏，则会带来通胀预期，而全球的通胀预期可能带来美元强势和资产价格波动，危及中国的债务问题。
所以，中性的出路是以供给侧改革稳定实体经济预期，但又不能以需求刺激引导通胀预期，这就是供给侧改革的实战意义。这样来看，最终被牺牲的依然是资源行业和资源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