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稳定股市的重大举措之后，海外舆论出现两种声音：一种是肯定中国政府稳定市场信心，由中央
银行为股市注入流动性的行动，并且看好
中国经济增长趋势。另一种是指责中国政府过度干预市场，比较典型的是英国《金融时报》，列举了七项罪责。同时，一些跨国金融机构相继表示与“做空中国股市”无关。
究竟该如何看待市场正常调整之外的“做空因素”？是否此次大调整只是因为“杠杆资金”过度？是否中国经济增
长和中国改革进程真的与股市涨跌无关？是否做空者真的那么纯洁无暇？
笔者认为，只要您认真读了上述这几个问题，就可以有一个初步的答案了。
此次中国股市遭遇剧烈下跌，投资者信心遭遇重创，政府出手稳定市场是及时的，也是必须的。常驻中国的美国经济学家劳伦斯·布拉姆说，中国政府需要迅速行动，令市场重拾信心。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曾锐生认为，政府高层的做法大致正确，“大胆的干预比零碎的措施更能稳定市场”。
当然，也有人不认同这是一场危机。笔者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人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在充分认知股市“有涨必有跌”这个一般原理的基础上，我们有必要探究影响市场因素正常发挥的部分，也有必要探究借市场手段之名行伤害市场之实的部分。对于恶意操纵市场行为的部分，既不要无限度扩大，也不要无限度缩小，更不能当鸵鸟、视而不见，也不能当十二三岁的小姑娘，羞羞答答不敢谈。
此轮中国股市剧烈下跌，既有过去历次剧烈下跌的影子，也有一些新的因素。笔者认为，四支恶意做空中国股市的力量在同一时间段“合流”，充分利用了
创业板泡沫聚集的机会，为此次股市下跌加上了较重的筹码。从本质上说，恶意做空中国股市的力量其实也是破坏市场稳定发展的力量，需要加以排除。
第一支做空力量的确是境外机构。一些跨国投行做空中国早已长期化，借以影响中国境内金融市场。配合做空中国，他们一般会散布
中国银行坏账危机、地方债务危机、
房地产危机，还有南海危机，甚至有时炒作执政危机。其主要手段是，利用境外设立的金融工具如“超短新华富时中国25指数
ETF (ProShares UltraShort FTSE/Xinhua China 25 ETF )”、“新华富时中国A50指数期货”做空。虽然其成交金额不一定很大，但却是一些人呼风唤雨的工具：境内一些机构经常将其作为风向标。
近期多个国际投行表示自己无力做空中国内地股市，因为中国股市没有给他们放行。美国《华尔街日报》6月10日报道称，目前在中国建立大规模空头头寸是件颇有难度的事。笔者认为，他们不能大规模入场做空，与其长期在场外做空并不矛盾。
《华尔街日报》的同一篇报道还说，著名的做空专业户、纽约对冲基金尼克斯联合
基金公司掌门查诺斯押注中国股市下跌差不多已有5年时间，但此间中国股市与全球许多市场一样，都经历着稳步上涨。如此市况令查诺斯的日子变得艰难。初看这个报道，做空中国股市的人似乎还很委屈，但这反而证明了，做空中国的行为早已长期化。
第二支做空力量是内部投机力量。他们不但集中做空，也集中做多，这也是中国股市内部的一个毒瘤。
按常理说，做多做空都是市场行为，但动辄称“今天是散户最后一次逃生机会”、“某月某日某时要全部清仓”，并把这些说法作为正式通知发给客户，还开通快速通道，应属于明显的操纵行为。他们做多和做空时，往往同步散布谣言，谣言的制作往往有鼻子有眼。
有的投资机构通过串谋，集中资金优势，联合多个甚至数十个账号一致行动，制造拉抬或打压单只或多只股票的价格，就是操纵行为。在股市期货推出后，这些机构还进行期现市场联合操纵。
当其集中力量以这种非法方式做空时，就属于恶意做空。
第三支力量是一部分跟风的中小机构。这类机构并无投资主见，对国家宏观形势、金融政策、产业政策研究甚少，其投资原则就是“跟对庄”，痴迷于“小道消息”，对谣言的传播推波助澜。他们十分渴望市场有大的波动，以便做差价牟利，对国家金融秩序的稳定毫无兴趣。
第四支力量是在境内配合、跟随外部做空者的机构和个人。他们的特征是以“完全彻底的市场化”为大旗，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方向，否定金融监管当局依据我国现阶段市场发展情况推出的一系列措施，几乎对每一条新政策都做负面解读，一律以美国标准来定是非。他们还极力拉拢各路同盟军。他们的作用就是搅乱舆论，顺手牵羊。这支力量也是谣言的主要发源地。
这四支做空中国力量的“合流”，能够在股市上得以发力，既与我们的制度存在一些缺陷有关，也与我们在市场经济理论建设上存在严重不足有关，也与我们的执法力度不足有关。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大型投行机构缺乏独立定价权，在很多时候缺乏自信，简单参照国际定价体系，简单参照国际金融市场指标。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好了，上述四支力量就自动疲软了。这个问题到了该解决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