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在国家体育总局关于《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新闻通气会上,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足协主席蔡振华说,国家体育总局和新华社的大规模调研,是这份《足改调研》出台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短短一句话,显示了中央媒体高端智库——新华社,在重大决策过程中的智囊作用。在助推历史车轮的进程中,新华社记者用自己长期深入采访,准确睿智研判,为中国足球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这是一次特别重大、时间紧急的任务。
2014年4月末,新华社接到有关部门指示,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一份有关中国足球现状、问题、出路的详实调研报告,并且提出了详细的采访要求。(注:当时没有确定到底是多久出报告,都是后来调整的。)
就某一问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调查研究,最终形成稿件,供中央决策参考,这是新华社的特殊职责。但时间如此之急,又指向了此前较少涉及的足球领域,新华社的各级领导和编辑部门还是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重担面前,新华社迅速组成了精英团队。一位副社长牵头负责,一位副总编辑亲自带队采访写稿,参编部资深编辑具体组织策划、指挥调度,体育部派出两位专业足球记者树文、公兵,参编部和体育部从国内分社选调了北京分社汪涌、浙江分社方益波、上海分社陆文军、四川分社叶建平、辽宁分社李铮、广东分社王浩明、山东分社吴书光、重庆分社周凯8位记者,精兵强将立即扑向全国调研采访。体育部记者在报告重要问题梳理、整体框架搭建上贡献出20多年采访积累的真知灼见,参编部编辑在报告整合、反复修改的过程中承担大量工作,最终定稿呈交中央。
重担面前,新华社之所以有勇气、有信心,长期的采访积累和遍布世界的采集网络是坚实基础。
足球领域调研报道虽是全新领域,但在新华社的历史上并非一片空白。由于全程指挥了2011年到2012年的中国足球腐败案审理报道,深刻认识到三大球的崛起对中国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意义,而当时中国三大球又处于整体低迷状态,男足国际足联排名已落到一百开外,时任新华社辽宁分社副社长李仁虎在2013年就和总社体育部、参编部等相关编辑部门积极联系、策划,在相关领导和记者大力支持和努力下,于当年推出了振兴三大球系列调研报道,并收到良好效果。这也为2014年的足球调研报道提供了架构上、内容上和心理上的充分准备。
在一个领域深耕多年的编辑记者更是新华社的宝贵财富。在新华社中国足球改革发展调研团队中,就有多位资深新闻界人士,也有多位足球专家,更有多位新华社的青年骨干力量。如在这个团队中,有新华社的十佳编辑记者,也有两位新华社新锐青年称号获得者。
体育部中文编辑室副主任树文,从事专业体育报道20年,2001年在现场见证了中国足球历史性地冲入韩日世界杯。从2002年开始,树文连续四届在前线采访了世界杯足球赛。浙江分社副总编辑方益波,2001年浙江绿城黑哨事件中第一个揭开足球黑幕的资深记者。新华社北京分社高级记者汪涌,从1993年开始报道中国足球,见证了中国足球职业化的全过程。
汪涌说:“我见证了中国足球从甲A到中超、从巅峰到低谷的整个过程:哪一年中国足球发生什么事,这个领域里最棒的人是谁,就像档案一样印在我的脑海里,连他们的电话号码都会蹦出来。”
两个月的采访、研判、写稿是艰苦但却时常感动的。
重庆分社的年轻记者周凯,在调研期突然请了个假,三天之后又回来继续调研写作。原来,在这三天里,他“抽空”回去结婚了!蜜月没过,他就火速回到团队中。
体育部记者公兵采访亚足联副主席张吉龙,相关稿件刊发正值亚洲杯,因为情况略有变化,在澳大利亚前方采访赛事的他,在保质保量完成赛事任务报道的同时,那几日改稿改到天明。
从2014年5月起,新华社调研团队分为5个小组,方益波、陆文军在上海、浙江,王浩明、周凯在广东、重庆,叶建平、李铮在四川、辽宁,汪涌、吴书光在北京、山东、天津等,调研团队采访足迹遍布全国十几个省份。其中,既有北京、上海、广东这样经济发达、职业体育发达的省份,也有辽宁、山东这样足球人才辈出的省份,还有重庆等足球欠发达地区。
采访对象列成一串长长的名单。有以蔡振华为代表的足球管理者,有王健林、许家印等足球投资者,有肇俊哲、李霄鹏等足球运动员,还有中小学校长、教练等最基层的草根足球人士。多位重量级权威人士面对新华社记者披肝沥胆,长谈几个小时,一次不够还约访下一次。5个小组最后汇总时,直接采访对象超过200人,直接采访的各种记录就有上百万字。
原中超公司的总经理郎效农,大家都叫他“中超之父”。新华社对他的采访从中午一直持续到晚饭。老爷子把自己的满腔的不甘、遗憾都表达出来了。老头原话就是“我有什么不敢说的!”调研团队深深感到,中国足坛不是没有干事的人,而是没有让这些人把自己的能力和效力发挥到最大的机制。
沈阳金德原职业球员张扬退役后,一直在沈阳勋望小学从事校园足球工作。在没有编制、收入微薄的困境中,张扬始终没有放弃。他表示,以校园足球为载体扩大中国足球人口,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提高中国足球水平是一条正路,我认准了,就要坚持下去。
采访杭州绿城队时,曾任主教练的冈田武史已经回日本,调研团队通过电子邮件进行采访。冈田武史提供了大量关于日本青少年足球发展的资料和数据,给了调研团队很多启示。
调研得到了国家体育总局的大力支持,无论是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蔡振华,还是中国足协从张剑到基层的各级官员,基本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除了他们自己关于足球改革的设计,还把自己认识到的不足,以及自己的想法和顾虑,甚至包括感受到的委屈和不满都坦白地表达了出来。
得到大量素材后的研判过程是十分艰苦而热烈的。
通过大量的采访,新华社调研团队感觉到,大家都赞同要改。但是怎么改,是出于一种激进的态度,还是渐进的态度,或者是更小心一点的态度,大家意见非常不一样。这里面,调研团队的各种采访对象,有些观点甚至是针锋相对的。但是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发展中国足球,这个可以看出这次足球改革的复杂性。
比如,对于足协的改革,最后谈到足球管理中心要撤销了,这个决定调研团队还是比较震惊的。调研时,很多采访对象和采访记者都没想到动作会这么大。大家认为,这将是一个时间相对比较长的过程,会经历缩编、慢慢减的过程。但这次从蔡振华透露的信息,将尽快把足管中心撤掉,彻底不存在了,这也证明了这次的力度和各方面的决心。
最后,新华社形成了两万多字的调研报告以及多位权威人士原汁原味的访谈实录,树文说,我觉得报告的表达还是非常直接的。以前,包括新华社在内的很多媒体涉及过足球的调研,但像咱们这次大范围、远远超脱于足球或者体育领域的,是没有的。因为从最后的结果来看,足球改革绝对不仅仅是一个足协,或者是几个俱乐部老板,或者是几个青训球队的事情,绝对不是这回事。
从新华社的调研报告形成到今年3月16日《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全文播发,这中间历时七八个月时间。让新华社足球调研团队欣慰的是,从方案全文看,新华社的很多调研成果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新华社体育部主任许基仁表示,这次推出的足改方案,可以说是切中时弊,把所有校园足球发展中的问题,都通过具体措施有所反映。
当然,也有一些当时更为大胆的建议没有被采纳,比如说归化球员的问题。树文说,归化球员就是请高水平的外籍球员加入中国国籍,代表中国队比赛。调研团队请教了很多的专家,大部分人认为,短期内要把中国国足的水平提高一个档次,没有外籍归化球员是不可能的。比如说,如果孔卡加入了中国队,那么中国队的档次会至少是提高一个档次,但是可能牵扯到户籍等各方面因素；还有个税的征收等方面,这些建议没有体现在最终的方案中。
新华社团队在推动中国足球发展的进程中出了一份力,但这并不是终点。在中国足球新的发展机遇面前,新华社将继续以自己的工作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