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一般认为的“玄奘师徒四人并一白马”的取经组合最早出现于元代的说法，或是从元代画家王振鹏所作的《唐僧取经图册》而来。而我们现在最新看到的这一刻制于金大定年间的门楣上的《玄奘取经图》要早于前者近百年，将“玄奘师徒四人并一白马”的取经组合的出现时间前推到了金代大定年间。
近时，笔者有幸收得一纸以《玄奘取经图》为题材的金代大定年间刻石拓片，拓片长120厘米，高27厘米。根据拓片所反映出的石刻形制及刻画的内容来看，此刻石当为佛教玄宫之门楣。兹《玄奘取经图》门楣刻石采用减底阴线刻手法，表现玄奘师徒四人取经归来之情景。整个画面以山川、祥云为背景，猴头人身的孙悟空头戴花帽持金箍棒做前引状，猪首人身的猪八戒肩挑经书紧随其后，白龙马驮经书居中做驰行状，后跟做比丘状的沙和尚肩扛月牙铲挑起行李，玄奘头戴毗卢帽、双手合十居于后，且头部后现光晕——佛光。
众所周知，作为神话小说的《西游记》是由明代小说家吴承恩创作完成的，其影响之大，达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然吴承恩只是对前代有关玄奘法师西游取经的神话传说等素材加以整理完善成书而已。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可知，成书于贞观二十年（646年）的由玄奘口述、辩机撰文的《大唐西域记》中，并没有玄奘取经的神话色彩，直到玄奘弟子慧立撰、彦琮笺注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才为玄奘的取经经历增加了一些神话色彩。其后，关于玄奘西游取经的神话故事便通过多种艺术形式在民间广泛流传开来。此外，玄奘取经故事在最初的流传过程中，并没有完全形成“师徒四人并一白马”的西游取经组合，而是通过在民间广泛流传过程中的不断发展演化，方才形成了“师徒四人并一白马”的成熟时期的经典玄奘西游取经组合形象。关于这种“师徒四人并一白马”的经典西游组合最早出现的时间，以往学界普遍的看法是在元代时期，但从现在我们最新看到这一刻制于金大定年间的门楣上的《玄奘取经图》中成熟的“师徒四人并一白马”的取经组合来看，学界以往的说法显然是不成立的。
据欧阳修所著《于役志》载：“景子三年丙子七月甲申，与君玉饮寿宁寺。寺本徐知诰故第，李氏建国以为孝先寺，太平兴国改今名。寺甚宏壮，画壁尤妙。问老僧，云：‘周世宗入扬州时以为行宫，尽朽漫之。’惟经藏院画玄奘取经一壁独在，尤为绝笔，叹息久之。”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记录《玄奘取经图》的文字。通过文中“周世宗入扬州时以为行宫，尽朽漫之，惟经藏院画玄奘取经一壁独在，尤为绝笔，叹息久之”数语，可大致臆测寿宁寺《玄奘取经图》壁画最晚当绘于晚唐、五代时期，这应是目前已知的最早的《玄奘取经图》作品，惜其对《玄奘取经图》壁画内容没有进行更为详细的描述，且壁画今已不存，使我们无法得知其时“玄奘师徒四人并一白马”的取经组合是否已经形成。
另外，宋人董逌在其《广川画跋》卷四中也曾记载有以玄奘取经为题材的绘画作品，其原题为《书玄奘取经图》，惜其对《玄奘取经图》的内容也没有一个详细的描述，从中亦无从得知其时“玄奘师徒四人并一白马”的取经组合是否已经形成。
除了上述两种文字资料外，敦煌安西榆林窟发现有六幅西夏时期的《玄奘取经图》壁画（图①），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玄奘取经图》绘画实物，然细审这六幅壁画，画面中只有玄奘、孙悟空、驮经白马，尚不见有猪八戒、沙和尚形象出现。而在现存刊于南宋时期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有“降服深沙神”一节，据考，深沙神即沙和尚的前身。然在《诗话》中，深沙神（沙和尚）并未随玄奘法师加入取经行列。况且在《诗话》中尚未见到有猪八戒形象出现。
此外，现藏于日本奈良药师寺的绘于元代的《玄奘取经图》（图②）中亦只有骑白马的玄奘、做书生模样的弟子（孙悟空）、深沙神（沙和尚），亦尚无猪八戒形象。而在现藏于日本传为元代画家王振鹏所作《唐僧取经图册》中，沙和尚、猪八戒形象才赫然在列，“玄奘师徒四人并一白马”的取经组合已相当成熟。另外，现藏于广东省博物馆的绘在元代磁枕上的《玄奘取经图》中，“玄奘师徒四人并一白马”的取经组合也已存在。
通过上述文献梳理，可以看出，学界一般认为的“玄奘师徒四人并一白马”的取经组合最早出现于元代的说法，或是从元代画家王振鹏所作的《唐僧取经图册》而来。然而我们现在最新看到的这一刻制于金大定年间的门楣上的《玄奘取经图》恰恰要早于王振鹏的《唐僧取经图册》近百年，这便直接证明了学界以往说法的错误性，将“玄奘师徒四人并一白马”的取经组合的出现时间前推到了金代大定年间，故此门楣上的线刻《玄奘取经图》的发现对研究玄奘取经故事在民间的传播发展过程具有重大的意义，弥足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