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西游记》的奇异命名给读者带来不少的谐趣，譬如马流、崩芭和奔波尔灞、灞波尔奔等都令读者捧腹。但如果我们知道了它们只不过是“猴”和“吐蕃人”的音译，初读时的谐趣恐怕就没了。自从欧风美雨席卷中国以来，“月是西洋圆”似乎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在很多人的思想中，这已成为不证自明的前提或习焉不察的惯性。实事求是地说，这种“外来和尚会念经”的思维倒并不完全起因于近代以来中华文化的衰落，似乎也是古已有之。只不过，古代的“圆”代表了某种征奇好异的心理(中国文化中本来就有探究殊方异物的传统)，并非当下的步趋与艳羡。 古人对于四夷的轻蔑与对于海外的崇信是既矛盾又真实的存在。前者自不必言，后者从明清小说中大量有敌国之富或超人之识甚或房中秘术的胡僧形象便可窥一斑，就连《红楼梦》也栩栩然地展览了自鸣钟、依弗哪之类西洋器物。当然，总体来看，《西游记》才是最“崇洋媚外”的作品。因为整个故事便以东方为“贪淫乐祸，多杀多争”、“口舌凶场，是非恶海”之所，需去西方求取真经以造福东土，似乎《西游记》的作者在五百年前便看到了近一个世纪以来一代又一代的唐僧们“西游求经”的现实。 不过，《西游记》却也有些冤枉，因为它不过是借用了佛教的套子，只是恰好印度在西方暗合了当今“向西”的潮流而已。至于其书，倒并未像当今学者动必称希腊、言必引欧美可比。然而在当今以西为贵的文化风尚下，我们竟然也能从《西游记》中找到其“未能免俗”的小尾巴。比如花果山四健将中有“崩芭”二将军，乱石山碧波潭有小妖“奔波尔灞”，这两个名字听起来很有趣，只是历来不太清楚其究竟从何而来。我之所以把二名放在一起讨论，是因为它们听起来很像，所以我也曾仔细思考其共源的可能性，但探求的结果却发现并非如此，因为它们分别是不同语言的音译——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是“外语”译名。首先来看“崩芭”。此词后来出现时也写为“奔芭”，知其不可从字求义，而应从音求义。
“崩芭”二将军与“马流”二元帅上下对举，其意义当有联系。马流指猴，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中说“北人谚语曰胡孙为马流”可证。其实，也不烦外引，就《西游记》自己便可证明，第十五回观音菩萨指责孙悟空时说：“我把你这个大胆的马流，村愚的赤尻!我倒再三尽意，度得个取经人来，叮咛教他救你性命，你怎么不来谢我活命之恩，反来与我嚷闹。”更妙的是此前介绍马流二元帅时恰好也说“将两个赤尻马猴唤做马流二元帅”，二证相参，铁案如山。
如此一来，据“将两个赤尻马猴唤做马流二元帅，两个通背猿猴唤做崩芭二将军”来看，“崩芭”也理应指猴。不过，这却并非中国俗谚，或当从梵语转来。据《佛教汉梵大辞典》可知，梵语“猴”有三词，其读音分别为kapi、markata、vānara，《一切经音义》卷五九云：“梵言末迦吒，此云猴”。总之与“崩芭”均不同。但由于梵语很长时间以来失去了普通语言的功能而固化为学术语言，其词汇的存佚也便难以考据。不过，我们以承袭梵语词汇的印地语为中间环节便有惊人的发现。从读音来看与“崩芭”发音接近的梵语词是Badara，意思是枣树。印地语中“枣树”沿袭梵语，只是拼写发生了一点改变，把中间的字母去掉，变成了Bēra。有趣的是，梵语Badar在印地语中还保留着(天城体写法没有变化，拉丁化写为Bandara，多了一个“n”)，只是不再承担枣树的意义了，而它现在的意义正是猴子。
如此一来，据“将两个赤尻马猴唤做马流二元帅，两个通背猿猴唤做崩芭二将军”来看，“崩芭”也理应指猴。不过，这却并非中国俗谚，或当从梵语转来。据《佛教汉梵大辞典》可知，梵语“猴”有三词，其读音分别为kapi、markata、vānara，《一切经音义》卷五九云：“梵言末迦吒，此云猴”。总之与“崩芭”均不同。但由于梵语很长时间以来失去了普通语言的功能而固化为学术语言，其词汇的存佚也便难以考据。不过，我们以承袭梵语词汇的印地语为中间环节便有惊人的发现。从读音来看与“崩芭”发音接近的梵语词是Badara，意思是枣树。印地语中“枣树”沿袭梵语，只是拼写发生了一点改变，把中间的字母去掉，变成了Bēra。有趣的是，梵语Badar在印地语中还保留着(天城体写法没有变化，拉丁化写为Bandara，多了一个“n”)，只是不再承担枣树的意义了，而它现在的意义正是猴子。
想来梵语用以名猴的词汇中，Badara可能也是其一，只是此词后来在梵语中消失了，却仍保留在印地语中。那么，《西游记》的作者或许是从某一佛教文献中借了Badara的读音来杜撰出“崩芭”一词的。当然，有人会指出，现存的佛教文献中并无此译音，但这并不能完全否定这一推测，因为即便上文所举“末迦吒”之类的音译词，现存佛教文献同样没有，它们均直接用“猴”字来译了，但《一切经音义》等书都记录了这一音译词，起码证明当时有人知道“猴子”一词的梵语读音。语言的巴别塔虽然高摩云霄，但精通多种语言的人一定会有这样的体会，就是上帝在建巴别塔时，还是留了不少暗门，让它们可以互通款曲。我们再来看看与“崩芭”读音极像的“奔波尔灞”。从原形上看，奔波尔灞是鲇鱼怪，与这个名字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或许还有更复杂的来源。我多方求索，终于发现，这个名字与小妖的老家有关。 《西游记》与吐蕃(明时的乌斯藏)的关系比较奇特。玄奘当年西行求经并未经由吐蕃，而是从北线出玉门关取路高昌的。但元人吴昌龄《西游记》杂剧中却有“乌斯藏”，《西游记》小说或许受此启发，或许对乌斯藏别有兴趣，于是便把猪八戒的发祥之地高老庄也塞进了“乌斯藏国界”。说它是塞进来的可以从小说的情节来证明，离开高老庄后除了介绍猪八戒出身以外就再也未提及乌斯藏——这一失于照应不只是后文再未提及这一段行程，还有更重要的罅漏，师徒西行过一国必换通关文牒(不少磨难即与此有关)，就是并非国家的玉华州都盖了印，但乌斯藏却未闻用印，女儿国的故事里作者曾经把通关文牒所列之国一一表出，其中确无乌斯藏。那么基本可以确定，这一节故事确是作者“夹塞”放进去的 当然，说其后再未提及乌斯藏也不妥当，原因就在于，奔波尔灞的老家或许就是这里。根据《西游记》的描述，乱石山碧波潭当在牛魔王所在的积雷山附近，因为牛魔王与碧波潭的万圣龙王交了朋友，互相宴酬，应该相距不远。当然，积雷山与碧波潭都是作者虚拟的地方，不用太当真，但其地理方位却大可按图索骥。在火焰山时孙悟空问土地：“积雷山坐落何处?到彼有多少程途?”土地回答：“在正南方。此间到彼有三千余里。”火焰山在今吐鲁番，向正南三千里，若论直线距离，大概在今天的日喀则地区，但古人所说距离一般指路程，则可能在今天的纳木错附近。当然，《西游记》凡是说距离都可能会有夸张的地方，但即使以两千五到三千五百里路的范围来看，也一定在当时的吐蕃。
为了确证此点，我们还可再看一下祭赛国的位置。本来《西游记》在师徒西行过程中很少具体讲某国方位，而祭赛国这里却特意交待了一下。金光寺僧人说：“此城名唤祭赛国，乃西邦大去处。当年有四夷朝贡：南，月陀国;北，高昌国;东，西梁国;西，本钵国。”“西梁国”指唐僧师徒刚刚路过的西梁女国，实即历史上的东女国，“高昌国”则指古代历史上位于吐鲁番东部的高昌古国，可知作者把虚拟的祭赛国放在了吐鲁番之南，据二小妖的自供“住居在本国东南，离此处路有百十”亦可知与西藏对看方位无误。当然，这里的“路有百十”只是随口的约数，究竟有多少并且与前所言“三千余里”如何换算已无法究诘，因为师徒四人过火焰山后并非向正西行走，祭赛国在高昌国之南，则知四人是向西南行进，书中又未言及走了多远，故无法参照指认。综合这些信息，我推测这个“奔波尔灞”的命名灵感来源于吐蕃，请试论之。
我们知道，藏地在唐代称为吐蕃，藏人称其地为“蕃”(藏语bod)。这种自称与藏族本土固有的原始宗教苯(bon)有关，藏族学者根敦琼培在《白史》中即指出此二字“音相近”，而且“二后音亦多互用”。另外，藏人称其地居民则为本巴(bod-pa)，有学者又认为“‘本’(bon)这一名称来源于动词‘本巴’(bon-pa)，‘本巴’一词表示用拼作圣歌的咒语去交通神灵”。而原始宗教苯后经过辛绕米保切的改造，成为苯教(bon-po)，音译为“苯波”、“本波”甚至“崩薄”、“奔布尔”。此教后在公元八世纪与佛教逐渐融合，但其对西藏的文化依然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奔波尔灞”就是“bon-po-pa”的音译，即意为“苯教之人”，或者也可理解为“吐蕃人”。也就是说，作者让这两个小妖出自吐蕃，便依他对乌斯藏的粗浅了解，用音译的方式给它起了这样的名字。当然，有人会问，这是否只是一种巧合，《西游记》作者是否对藏语有“粗浅的了解”并足够以音译的方式命名。事实上，前文所引资料已经可以证明此点了，那便是《西游记》在介绍祭赛国地理位置时举出的“本钵”国，其实正是也被译为“苯波”、“本波”、“崩薄”、“奔布尔”的苯教(bon-po)。这里“奔布尔”一词与“奔波尔灞”的相似度已达75%了，如果有人认为中间那个字是“布”而非“波”，我们也可以不计较音译选字的问题而提供新证据，苯教的“奔布尔经”也叫“奔波经”，由此可知作者对乌斯藏并非仅感兴趣，则对此译名的推论也当非向壁虚构了。
《西游记》的奇异命名给读者带来不少的谐趣，比如鳜都司、鳝力士、鲤总兵、鳜少卿、鲤太宰之类，《西游证道书》中汪象旭点评说：“种种官名俱趣，但不知有鳖相公否?”这是他牵合民间俗语“王八”和“相公”而提出的谑词，但第四十一回还真出现了一个“龟相公”，可以感觉到作者极富幽默感。本文所讨论的马流、崩芭和奔波尔灞、灞波尔奔也同样令读者捧腹，但与前者又有不同，如果我们知道了它们只不过是“猴”和“吐蕃人”的音译，初读时的谐趣便没有了——或许，这篇文章本不该写，因为保持朦胧、混沌带来的幽默感可能更好。（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