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起义
１、历史上确有宋江起义，《宋史》中有明确的记载。通过宋《宋史》的记载可知，宋江起义的时间在宣和元年到宣和三年。起义主要涉及的地域在太行山及山东及江苏北部一带,“横行河朔，转略十郡”。起义的首领是宋江。起义具有流寇性质，不一定有固定的根据地。起义的结局是严重受挫后投降。起义的规模虽然不太大，但战斗力特别强，“官军数万不敢撄其锋”。起义的影响不算小，起义的中心区域梁山泊，距东京汴梁仅百公里左右，严重威胁着京城的安全。起义所涉及的地区，在北宋江是比较发达的。梁山泊在宣和年间是广济河中部的个湖泊,而广济河上游就是从北宋的都城汴梁城中流出，广济河又是京东重要的漕运通道，占据广济河中间的梁山泊，对于北宋朝廷的政治、经济、军事威肋可想而知。宋江起义的故事在宋史上能够记上一笔，在民间广为流传，足以说明它的影响。
２、《水浒传》中的起义，是以真实的起义为背景写成的。小说中的一些人物和情节，应当有真实起义的影子。至于人物和故事不为宋史所记，那是因为起义为官府所恶，他们不会将这类丢面子的事写得太多太祥细。正史不记的，不一定没有。正史不记，民间却传说开来，因为这些人物为群众所喜爱，民间传说，可以补正史之不足。
小说除了一些起义背景外，还应当经过流传者和文人的加工，添枝加叶，添油加醋，使水浒故事更能表达他们的内心评价。经加工后，小说中的起义与真实的起义，应当有很大的区别。一是真实的起义，可能更多地以掠财为主兼有豪侠的成份，故宋史称为“盗”，而小说中的起义，则强调政治性，提出了替天行道的口号，这就由纯民间的景仰传奇英雄，提升到反映中上层士人对贪官污吏的痛恨，诉说了报国无门之言，寄寓着政治理想。二是真实的起义，其社会成份更复杂，人员的反复性、灰色性、凶狠性可能更强。而小说中的起义，则表现的英雄性、正义性更为集中。三是在民族矛盾激化的历史环境中，真实的起义队伍，做为占据或出没于地方的一种强势力，除的打家劫舍，对抗官府外，还有可能与金统治者有这样那样的磨擦和对抗，但自身的力量不足以形成强有力的对外敌的对抗效果。而小说中的抗辽，则写得英雄们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这体现了作者对水浒英雄的赞美。四是宋史中记载的宋江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的军事投降，而小说写的则是主动而为和政治上路线上的全面投降。
二、关于小说中的地名
有学者指出，《水浒传》中有些地名与实际不符，我感觉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
首先，作者是想用真实地名的。这或许是中国有历史背景的小说的传统，象《三国演义》也是如此。或许是有意增强作品的真实感。或许多数故事的真实原型真的与小说中的地名有关联。总而言之，《水浒传》用了真实地名，并且多数地方是对茬的。
其次，一些地名不符。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有的地方是作者真的对地理不太熟悉而引起的错误，有的地方只是作者想当然随手把故事设置在那里。有的地方是为了增强文学性，使故事更集中更好看更容易让人接受，才有意安排的。比如智取生辰纲，《大宋宣和遗事》上写发生在南洛的五花营。这个地方，是从北京大名府去东京开封府的路上，从地理上说，很顺。发生在那里，不会出现地理的错误。但，施耐庵却把它改在了郓城的黄泥冈。他大概考虑到，郓城人作案，在郓城，更方便，更显得真实。尤其是在这里作案，济州府的何观察更能通过线人及时发现晁盖等人的线索从而捉拿他们，引出下面宋江通风报信劫财者上梁山的故事。这从故事的角度，更合理。《大宋宣和遗事》写发生在南洛五花营，郓城距南洛不足百公里的路程，晁盖等人流窜到那里作案也是有可能的。但，从小说经营的角度看，写发生在郓城的黄泥冈，当更为方便。还有一些，是因为当时的行政名称有差别，或许就是历史上名称的变化，使作者混乱了。宋江起义存在的宣和元年至宣和三年，有郓州，并无东平府。宋江投降于宣和三年，宣和四年后郓州才升为东平府，在《水浒传》中却描写了打东平府的战役。
在宋江起义的那个年代，郓州与郓城，并非一个概念。北宋的地方政权分路府州县四级，郓州，州级。郓城,县级。值得注意的是，郓城县不归郓州管辖而归济州管辖。当时的郓州以须城为治所，辖须城、中都(现在的汶上)、寿张(历史古县新中国成立后撤销辖地分到梁山阳谷郓城河南台前等县)、阳谷四县。济州则辖巨野、任城(现在的济宁)、金乡、郓城四县。所以这才出现了郓城县出了案子而由济州观察使何涛来督办的情况，从这方面也可以看出施耐庵对宋代地理情况还是进行过一番研究的。
三、关于《水浒传》表现的地域。
水浒要写的是梁山泊，这是毫无疑意的。关键的问题是有些学者认为，有些实际表现的情形与梁山泊并不完全一样，所以，有人提出来是写的苏北一带，也有的人提出其他看法。
梁山泊在北宋时是一个湖泊，梁山泊的北沿，在现东平湖的南沿，这说明自北宋末年以后，这个湖北移了。梁山泊的面积，与现东平湖滞洪区的面积差不多。但，滞洪区分一级湖二级湖。常年蓄水的一级湖水面，并没有当年梁山泊大。但，水浒上说梁山方圆八百里，也不是有些人理解的那样大，应当明确，所谓方圆多少里，就是多少平方里的概念，并不是长八百里或宽八百里。现在的东平湖是山东省内第二大淡水湖,有资料说，“湖区总面积655平方千米,其中一级湖常年蓄水,面积209平方千米。”如果将209平方公里折合成平方里，应当是836平方里。可见，当年的梁山泊，要远远大于方圆八百里。小说毕竟是小说，所谓方圆八百里，泛指水域大也就是了。
梁山泊处于郓州和济州两州交界的地方，两州各有一部分水面，两州统治都比较薄弱，所以适合梁山好汉活动。当年的梁山泊水域用今天的行政区域指称，大致在郓城东部、巨野北部、汶上西部、梁山中南部，呈肾状弯曲。对此，巨野、梁山和郓城的人士都有一些论述。郓城的潘若鹏先生，家距今郓城县城东三十里许，他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打压水井的时候，从地下突然冒出很强的沼气，半月不息，邻人们都来据以烧水。由此他认为历史上这里肯定是湖沼地，沼气是由水底腐败的草木形成。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梁山泊，大片水域有，但不全是，有一些是河港沟汊相杂，就象河北的白洋淀那样。
有人说施耐安曾参加元末农民起义，他写《水浒传》的时候，会把元末义军在洪泽湖的活动感觉写到梁山泊来，这是有可能的，因为他对那里的情况熟悉。还有人说，历史上宋江起义的规模绝没有《水浒传》中写的规模大，这大概也是施耐庵把在元末义军中的所见所闻移植到梁山故事中来，我看这是有道理的。
四、关于《水浒传》中一些官职及政府体制
元末明初的人，把北宋末年的政治和社会生活，能写到《水浒传》这样的水平，已经相当不容易了。虽然施氏是个饱学之士，但，以他那时的条件，能掌握那么多的历史知识，那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毕竟是隔代表现，所以，《水浒传》中涉及的官职及政府运作体制，有些还是与宋代的实际有出入，无斋主人在《黑话水浒》中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出现这样的问题，有当有许多因素。一是年代久远，难以一一相符。二是资料有限，不能全部查清。须知，那时，绝不象我们现在这样可以充分利用图书馆和网络去查清一些问题。三是宋、元之际，行政名称、官职名称繁杂且多变，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很难不出一点错处。四是本身就是小说，能表现英雄形象和水浒故事就可以了，不一定非要完全与当时的情况一致。
五、关于与《水浒〉有关的传说
与水浒有关的传说，有许多思想格调与水浒一致，丰富了水浒故事，对此，我在《水浒传与民间传说、话本和戏曲的关系〉一文中有所论述。但也有一些与《水浒传〉总体精神不一致传说。这些传说，用庸俗的观点去解释水浒人物和水浒作者，缺乏文学的情调和高尚的精神。比如有个传说言及施耐庵写的水浒传中的淫荡之妇潘金莲、潘巧云都姓潘，是因为潘家人得罪了施耐庵。还说潘金莲本是清河大地主武家很完美很有品德的老祖母，施耐庵为了泄私愤有意把她写成坏人以败坏武家名声。还有一个传说言及钱塘才子施耐庵，才华横溢却科考失败不思进取，而此时他已经家道衰败，就去投靠在清河做知府的朋友。这位知府怕他丧失继续考取功名的志向，故意对他冷淡。施耐庵很烦闷，就在清河及回家途中搜集许多盗匪之事写一本书泄愤。到家发现楼院翻盖一新，才知清河知府暗地里差人为他重建宅地。此时施耐庵虽然感觉写了反映盗匪的书而对不起这个做知府的朋友，但书已经传播开来无法收回。这样的传说最多能表现一些文人的小肚鸡肠和以文报复的心理，其价值与水浒传的思想精神完全不符。
六、关于水浒文化和水浒旅游
《水浒传》，因其高超的重要的艺术价值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形成了久盛不衰的水浒文化。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王修智先生提出水浒研究的四个阶段论。他认为，第一阶段，宋江起义的史实发生及水浒故事的流传。第二阶段，施耐庵将梁山英雄的故事搜集整理创作成《水浒传》。第三阶段，《水浒传》成书以后历代文人学者进行各方面研究。第四阶段，也就是现在正在进行的阶段，就是把水浒文化形成产业的时期。王修智先生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我要说的，是在水浒研究和产业化尤其是形成旅游产业方面的一些看法。
在《水浒传》研究中，有许多的角度、许多的观点。研究方法上，有的重文本研读，有的重原型考证，有的挖掘民间传说，有的考量旅游价值。无论观点如何，多数地方和人士在水浒研究方面是认真的严肃的，对挖掘水浒文化的价值、扩大水浒文化的影响具有重要的作用。但也有一些地方和人士态度不端正，方法不对路。他们或是把早已成为小说家言的水浒故事没有证据验证的人和事，硬是主观臆测地“考证”其为真。或是有意编造与水浒有关的说法以证明他那个地方有开发价值从而提高地望。
我以为，《水浒传》本为小说，小说以外的一些传说，都有其存在的价值，既是传说，当为无稽之谈，其他地方能搜集与他们的风土人情有关的传说来增强旅游景点的趣味，与水浒有关的地方也可以运用与水浒有关的传说来增强景点的魅力，但是有一点必须分清，那就是传说是传说，文物是文物，史实是史实，不可混淆。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地方无原则地编造，为了提高地方的知名度，硬是生拉硬扯地与水浒人物、地名和作者挂钩，这不是实事求的态度，更不是做学问的态度。你可以建大型建筑物，比如无锡水浒城，但人家水浒城是对社会讲明了的，我初为拍电视，后为大家旅游，在旅游中感受中国古代的生活形态。而有的地方就不是这样了。随便挖一个坑，本与水浒故事风马牛不相及，却定为哪一级文物，这真是天大的笑话。
现在时兴一种借老祖宗扬名的风气，凡历史上有点名的人物，都拿来装饰自己的自豪感。有的站在小地域的角度上，为了一个古代名人给其他地方争来争去，不为弄明史实，只为争过来利已，这种作法对个别地方或许有一时的利益，对整个中国文化的污染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没人讲真理，只是讲名利。名利思想对于学术研究是一个毒性很大的腐蚀剂，大家一定要警惕。
无论做学问也好，搞旅游也好，都要先强调“真”字，后追求名利，绝对不要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把本来清澈的水搞混。（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