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韩日世界杯,我带领新华社5人组前往韩国报道。那是中国男足四十年“萎靡”后第一次挺进决赛圈,也是我写完《黑哨》一书不足百日,首次和世界杯零接触。
开赛前两天,我去报道国际足联代表大会。大会结束,我和《足球》报两个哥们儿从酒店出来,赶回分社发稿。恰好中国足协一位官员刚叫停一辆出租车,一见我们,招呼说:“杨明,你们赶时间,你们先上。”
都是熟人,我也没客气,一头就钻进后排。我是先把屁股坐上座,右脚进了车,但左脚还留在车外,暂放在车轱辘底下。(我这个姿势许多人听后都不信,都说一个成年男人不可能把自己拧巴成那样,除非是小儿麻痹患者。许多人都试过,都不灵。)
总之,我就那姿势进了车,后车门还没关,一只脚还在外面。开车的是个韩国思密达,他没注意到车门开着,一脚油就给了上去。
我“嗷”地一声惨叫!
韩国师傅反应迅速,咣地踩了刹车。我的惨叫大概令他毛骨悚然,他大概蒙了头,前轱辘不转后轱辘转,受伤的人怎么在车内?
他应该倒车,但他偏偏又给了脚油!
又一声凄厉的惨叫,这不是故意吧!
一阵骚乱,警察和保安、媒体和官员围了一群,其中有那张足协官员极其关切的脸。
经过医院检查,还好,本人虽然瘦,骨头还真硬,脚没断,被轧成骨裂,肿成大馒头,打上了石膏。
那个韩国司机一直内疚地陪着我,堆着笑脸,怎么看,都不象是被人雇来黑我的。
折腾了两个小时,我回到了位于红灯区的小旅店,心里发愁:世界杯还没开赛,我就差点成了烈士。这脚怎么办?明天就该满韩国地拉练啦!
正郁闷着,当时的体育部主任高殿民的慰问电话来了,他还转达了当时的总编辑南振中对我的慰问,让我安全第一,实在不行就回国。不知为什么,一听到这,我当时眼泪就掉下来了。“士为知己者死”,这点伤算个屁,我绝不能就这样歇了!
老婆的电话也来了,带着哭腔。原来,《足球》报的记者从医院里已经发回稿子上了网。稿子里说:“随着一声惨叫,新华社反黑哨记者杨明的脚废了。这个事故相当蹊跷。世界杯还没开赛,新华社先折损一员大将。”
我儿子当时上中学,他同学先看到这消息,告诉他你爸脚断了,真是坏事传千里。
轻伤不下火线。第二天,我把石膏拆了,拄着拐,踏上辗转韩国各城市的采访之路。
到了济州岛,瘸着腿采访中国队。当天晚上,同事汪涌约南勇专访,电话里告诉他杨明也会一起去。南勇惊讶地说:“他不是脚骨折了吗?算了吧,你还是让他好好歇歇吧,最好别来。”
汪涌对我说:“你看你看,人家足协根本就不欢迎你,谁让你整天抓黑哨的。”
幸灾乐祸。我和南勇不熟,估计是那官员把我脚伤的“喜讯”分享给了足协同志们。现在想来,有些事情,是会遭报应的。
这段经历不是那么美妙,结局更令人寒心。高主任电话里告诉我:“杨明,你这次不会白受罪的,新华社赛前给你们前方记者都上了保险,你这次能小发一笔。”
我痛并快乐着回国后,保险公司的人果然来了,上来就问:“脚断了吗?”我说:“骨裂,没断,但特别疼。”对方说:“不断不行,必须要断,才会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