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大姐调往山西已经十多年，其间只返回湖南一次，之后再也没有见到她。与同事们闲聊时，话题总是常常提起丁大姐，缘在她留给同事的印象太深刻了。
我与丁大姐认识是由车间技术室调到科室后，搭帮丁大姐的热心指导，才逐步适应办公室工作。丁大姐是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特能讲她家的琐碎事儿。在那个年代，每天下午一上班有个“雷打不动”的一小时政治学习，除了上面有特别安排外，每次都是轮流读报纸，读完报后剩下时间就随便聊天。大家都喜欢听她“忆苦思甜”。
她的大女儿现在的名字是“周蓝”，当初去派出所上户口时，填的名字是“周难”，派出所所长硬是要她改名字，不改就不准上户口。原来她那女儿出生在一九六0年，正是生活非常困难时期。那时买什么都得凭本本按计划供应，上不了户口，就意味着小孩子是个“黑人”，什么供应都没有。派出所有权，让你改名字你不改，这不是自讨苦吃麽？丁大姐也犟得很，就是不改，理由就是孩子取名“周难”错在哪里？孩子就是叫阿猫、阿狗，你派出所也管不着！
硬是僵了好几个月，最后还是工会出面，做她爱人老周的思想工作（呵呵，老周是科内知名的惧内人士，老周当然得听LP的），这回老周硬着头皮做了一回主，跟着工会主席去派出所把孩子的户口上了。孩子的名字才由“难”改为“蓝”，发音还是一样。那时衣服时新“工人蓝”、“学生蓝” ，到处都是清一色的蓝，讲究艰苦朴素嘛，衣服蓝蓝蓝，生活难难难 。
丁大姐自幼丧父，母亲是个家庭妇女，竟然被顶了丈夫的“地主”帽子，在北京被街道监督劳动改造，弟弟在北京上学，丁大姐得抚养母亲和弟弟，每月开支入不敷出，就得向工会借互助费，在那个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借互助费得经过支会主席批准，支会主席就是不同意借，理由是要丁大姐与老母亲划清界限，气得丁大姐对支会主席大声说道：“干脆你派人去北京，把我这个地主老母亲弄死算了！”，科里一听到丁大姐大声嚷起来，都围过来看个究竟，这个支会主席一看形势不妙，会引起公愤，才乖乖的签了同意借15元互助费。在那个年代，敢于顶撞这个党的化身的支会主席极少，唯有丁大姐不信邪！
别人告诉我丁大姐擅长画广告画，引起我的好奇，一次读报后问了她，丁大姐怪不好意思的说：“那是大跃进年代瞎胡闹的事，什么亩产万斤啦，花生长得比土豆还要大啦 ”噢，那时丁大姐负责宣传写黑板报的，上面布置任务下来得紧跟形势，大跃进时吹牛不犯法，谁不吹谁就没有紧跟，谁就是右倾。丁大姐怪罪我借这档事笑话她，其实我并没有这个意思，解释清楚了，大家哈哈一笑了之。
